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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畔的“诗种”——评董晋及其作品

发表日期:2010年2月23日  出处:雷池貔貅 编辑  作者:紫 军  本页面已被访问 5441 次

   [摘要] 董晋先生是当代较有影响的中华诗词诗人。他扎根于鄱阳湖之畔,以中华诗词为工具,尤以律诗、绝句见长,以鄱湖、匡庐为主要吟咏对象,形成情景交融、诗含哲理、贴近生活、善于酬唱的风格。他并写有许多诗歌理论文章,大力倡导鄱湖文学流派,在国内外诗坛、文坛上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除评论了他的诗歌特点与风格外,还高度评价了他写于十年浩劫的诗歌,认为这些诗歌是十年浩劫,民族遭受灾难的真实见证。

   [关键词] 十年浩劫  景物诗  哲理诗  贴近生活  酬唱诗歌  鄱阳湖文学流派 

   [引语]  笔者曾在《董晋与中华诗词》中写道:
 

董晋是粒中华文化孕育的“诗种”,在寒风冰雪之时,它把生命隐匿于坚壳之中,一旦冰销风暖,便破土而出,俨然又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月季花,一年四季永远常开不败。
 

  本文所评论的便是这粒“诗种”所怒放出的诗花。
 

鄱阳湖畔的“诗种”――评董晋及其作品....................................... 1

一.十年浩劫的真实纪录..................................................... 2

(一)被诬流放,隐记浩劫............................................... 2

(二)高标如竹,洁节挺眉............................................... 4

(三)忧国忧民,企盼“曙彩”........................................... 6

(四)董晋文革诗篇的价值............................................... 7

二.董晋诗歌的基本特点..................................................... 8

(一)描绘家乡,抒写心声............................................... 8

(二)见物思辩,诗富哲理.............................................. 10

(三)贴近生活,直面社会.............................................. 15

(四)以史为鉴,赋诗评点.............................................. 16

(五)唱和之诗,广泛交往.............................................. 17

三.董晋的诗歌的影响及所倡导的鄱阳湖文学流派.............................. 19

(一)董晋诗歌的影响.................................................. 19

(二)鄱阳湖文学流派的主帅............................................ 20

四.小结.................................................................. 22

 

    董晋先生于1931年8月在江西省鄱阳湖畔的都昌县出生。大专文化,历任区中心学校校长和县中少先队总辅导员,县文协主席,从事教育和文学工作半个世纪。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兼基金会委员,国际华文诗画学会名誉顾问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编了海内外诗界的酬唱集《海宇诗鸿》,1986年与朋友们一起创建鄱阳湖诗社、鄱阳湖文学社和鄱阳湖文学报,主编《历代名赋三百篇评注》(五卷)和《国际汉诗改革论文集》。出版的专著有《湖山剪影》、《云岩寻梦》、《梦绕湖山》、《雪凝轩文集》等,并发表《论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等多篇文学理论文章。董晋的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外大奖并被授予多项殊荣。

    董晋先生对于诗歌有特殊的爱好,这与他童年时期受到老师的启蒙有关。

董晋先生5岁(1936年)入私塾读书,九岁学诗(1940年)。1938年他的家乡沦陷,师塾夜习漫画,日授诗书,这影响了他的一生,此后一直写诗不断。老师自觉向学生宣传抗日,不久被抓去活埋。这使他义愤填膺,立即写诗声讨日寇:

 

           日寇烽烟惨绝寰,奸淫烧杀众难安。

中华儿女多殷血,斩不尽来埋不完。[1]

 

他写这首诗时年仅十岁(1941年)。1944年上中学,后来又到湖口县读师范。到解放时,已积诗千首了,有“少年才子”之称。任区中心小学校长时,年仅十八岁,工作紧张,却仍坚持业余创作不辍。 “童年至壮,留影数卷”,包括《残梦留影》和《萍踪寄影》等。然而,1966年文革开始后,其作品“红羊劫后,尽化秦灰。”他本人也被诬蒙难,之后流放至鄱阳湖畔合珠湾。他在《忆旧(二律)文革三十周年祭》(1996年5月16日)中写到:当时的生活是“一家六口无温饱”,“帮人缝补混三餐”,“断炊却遇连朝雨,闹病偏遭夙夜霜”。

然而,时至1971年元旦,已至“不惑之年”,尽管当时环境仍是“鹤唳风声”,却令人震惊地写出一篇重新以诗为武器进行创作的宣言书――《不惑之年写从头》:

 

           转瞬人生四十春,少年吟苑咏天真。                              

           炎凉甘苦何堪忆,万倾鄱湖洗劫尘。

桑迁颠沛卅年哀,残梦留痕付劫灰。

洗尽沿华人未老,从头抖擞把诗裁。

 

请看!董晋先生再次“从头抖擞把诗裁”,是在十年浩劫的中期。由于这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无诗的年代,因而这些诗歌,尤其值得重视。

    董先生文革时期的诗歌,反映了生活的困苦艰辛,品德的纯净高标,对丑类的蔑视和抨击,以及对新的时代的憧憬和期盼。

一.十年浩劫的真实纪录
(一)被诬流放,隐记浩劫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云:“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董晋先生的诗歌,绝不空发议论,主张“有情应吐露,无病莫呻吟”(《秋夜闻笛》1971年8月29日)。他正是这样做的。1971年,他“从头抖擞把诗裁”时,仍未解脱专政对象的桎梏,正流放在合珠湾。他不能压抑内心的愤懑,便将诗句流出笔端――在那个时期,若无纯净之心和无畏胆魄,是断然做不到的。就只此一点,也值得将他的诗歌介绍给世人。

董先生自1971-1976年写有《合珠湾诗钞》44首。

文革十年,被称为民族的浩劫。然而,由于当时的一切文艺报刊,乃至出版社都被迫停止工作,因而造成文艺上的空白。在这种背景下,董晋先生的诗歌就弥足珍贵了。

    他曾写过一首题为《史无前例》的七律:

 

           魔鬼凶神乱纪纲,咆哮日夜逞疯狂。

白宫馆内皮鞭响,渣滓洞中血泪汪。

践党害群生恶煞,勾魂索命活闫王。

       豺狼披着红旗舞,忍看神州尽北邙。(1973年2月27日)

 

文革中私设公堂的现象很多,而且用一些“刑法”,他把这些人称作“魔鬼凶神”,称这些人的一时猖獗,很形象的比喻为“豺狼披着红旗舞”。他甚至借着吟咏雪景,描绘出鬼蜮的猖獗:

 

           飞扬拔扈任嚣张,不问青红黑白黄。

洒向平原犹易扫,铺陈陷阱最难防。

查封世上真和美,粉饰人间丑与脏。

但愿艳阳冲尔出,光芒直射惩疯狂。(《苦雪》1972年元月23日)

 

文革中曾出现过所谓“横扫”,正是“飞扬拔扈任嚣张,不问青红黑白黄”,致使“扫”了大批清白无辜的人。再加上难防的“陷阱”,以及“可畏”的“人言”,使人防不胜防,而被蒙冤。董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在《述怀》(1976年8月31日)中写道:

 

           苦志经年磨砚盘,讵知中夜竟蒙冤。

人言可畏秦关险,活路堪悲蜀道难,

半世结缘惟觅句,一生奔碌不为权。

他年雨露重滋润,桑柘由来爱哺蚕。

 

之后,董先生便遭流放僻野。对于这种遭遇,在《书赠维瑜》(1973年“四二七”蒙难五周年)诗中,作了描述:

 

晶莹秀澈平湖月,一夜鸿蒙雾不开。

屈子多情湮草泽,邵姬高德感人怀。

身居猪舍忧天下,心系儿曹盼未来,

零落芳荃春又去,几时飞雪报春回!

 

所谓“身居猪舍”,并非文学夸张,真实情况确实如此。诗人对这首诗加有注云:“从1971年初迁入合珠湾,安住在一座猪舍。”对于当时家里的生活,他的小女儿天清后来在陪父母爬庐山时,作过这样的回忆:

 

妈妈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愧是个强者。十年浩劫,我们一家的遭际比这攀登好汉坡,不知艰苦千百倍。爸蹲牛棚,全家流放,妈带着未成年的我们兄妹五口,靠一部缝纫机熬日子。不久,缝纫机也被查封了。妈只好帮人打鞋底赚两升米度日。[2]

 

即使如此,董晋先生和夫人钱维瑜女士也没有失去希望,而在盼望着“未来”,期待着有一天能“飞雪报春回”。[3]

他曾写有《寒食书愤》(1972年4月4日):

 

           灯残春暮不成眠,儿女鼾声绕枕边。

报国未能酬壮志,无才难得补苍天。

躬耕常缺盘中粒,执教曾挨死里鞭。

欲罢诗书浑怅惘,鸡鸣起坐忆先贤。

   

他曾“执教”,却挨“死里鞭”;后被迫流放“躬耕”,却“常缺盘中粒”。他在有的诗中,也反映了当时劳动、生活的状况:

 

           火树银花趁夜耘,啼饥稚子泪涔涔。

一钩尚挂西山岭,照见田间望岁心。(《弯月》1971年5月30日)

 

这首短诗写出了当时不仅白天要劳动,晚上往往还要挑灯夜战,即便这样,却仍旧填不饱肚子,大人还可忍受,但孩子呢?只能“泪涔涔”了。

其他还有一些诗歌说明当时的困境:

 

           日授诗书夜种瓜,星期浇水盼开花。

丈夫有志空忧国,谪士无方难养家。

灶下新柴烹野草,床头旧絮贴篱笆。

忽然一夜暴风卷,带叶连根似乱麻。(《瓜被刨(割尾巴)》1975年6月13日)                                

 

    对于这首诗,大概年青人很难理解。好好的“瓜”,为什么被刨呢?这和“尾巴”又有什么关系?原来当时,只能种粮食,不能种瓜。谁若私自种瓜,日后把瓜卖掉,赚点零花钱。便被称作“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也就是必须把种下的瓜秧连根刨除。所以尾联写为“忽然一夜暴风卷,带叶连根似乱麻”。所谓“暴风”乃政治之风也。诗中描述了当时生活的困难“灶下新柴烹野草,床头旧絮贴篱笆”。诗人自称“谪士”,能以怎样的方法“养家”糊口?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已三十多年,每当与青年人谈起,往往有些人甚觉不可思议。请这些人读一读董晋先生的诗歌,便能体悟到文革对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了。

十年浩劫,应使国人永远牢记!若果能如此,社会上就会减少许多为了私利,昧着良心,迎合错误,以造谣手段攻击正确的事件发生。笔者认为,这些诗歌,看似是写的已经逝去,甚至逐渐被人遗忘的时代,但不因此减弱它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二)高标如竹,洁节挺眉
    以诗歌形式,为文化大革命留下“小照”者,实在寥寥。为什么董晋先生能够写下44首诗歌?因为他有胆量。胆量何来?源于他高尚的情操与气节。

    他的《鞋山》(1971年9月9日)一诗,是对自身品德所作的一次表白:

 

           不向人寰争名利,寄身彭蠡隐蓬瀛。

一尘不染清如水,心底无私日月明。

 

“一尘不染清如水,心底无私日月明”是一种针对对他诬词而向世人发出的宣言。从表面看,写的是“鞋山”,而实际上写的是自己的品德。刘勰云: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董晋先生许多诗歌,都是把情感寄寓物中,以物咏情,如《咏竹》(1971年2月22日)

 

           春雨润苍灵,笋同天幕星。虚心千载翠,劲节四时青。

宁爱桑麻坞,不供花鸟瓶。风霜枝叶茂,雪里更娉婷。

 

    这首诗歌,将竹全年的生长过程,几笔勾勒出来:春雨之后,多如星辰的竹笋,从土地中涌出。其心空虚,其节刚劲,一年四季常青。竹可供作建筑材料,有多种用途,而不像花鸟那样,只供富人赏玩。到了秋霜来时,其它植物都已凋零,唯独竹叶仍是那样茂盛。而到严冬降雪时,更显得俊丽娉婷。表面看,这首诗咏的是竹,而实则咏的是人,是诗人自己。似是赞美竹的“虚心千载翠,劲节四时青”,实则赞颂人的“虚心”、“劲节”的品格,隐喻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至于“宁爱桑麻坞,不供花鸟瓶”可指竹,更可指人,也可视为诗人自己的表白。

    这首诗歌具有“一声也而两歌”的特点。

    诗人喜爱竹,在诗中常以竹喻己,如《墨竹》(1972年11月2日)

 

           平生不是丹青手,墨竹无华涂几枝。

休要世人夸色相,惟标洁节挺须眉。

   

    墨竹那有什么“洁节”、“须眉”?诗人将其人格化,所写的实是自己。

    有些诗歌写得更加含蓄,不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诗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入手,很难领悟,如《春望》(1971年3月1日):

 

江淹才思淡,李白夜郎归。

城小难寻句,乡宽易得诗。

春寒凝午夜,越燕待朝曦。

古刹断桥外,高标绿竹枝。

 

这首诗从表面看,似是写景怀古。但其中却溶进了诗人自己的情感。“城小难寻句,乡宽易得诗”――显然是说的诗人近几年在城里时,没有写诗,来到乡村后,才又涌动诗思。“春寒凝午夜”,喻指社会环境,“越燕”则隐指自己,期待着能早一天将诬词澄清。最后一句“高标绿竹枝”,所比喻的正是自己的品格。

    董先生虽然流放他乡,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精神,继续不懈的追求,诗云:

 

           四围山色散烟霞,土屋门前几树花。

忙授诗书闲种菜,人生何处不为家。(《村居》1972年12月1日)

 

           阳光空气最为珍,劫难还须惜寸阴。

世界岂能长寂寂,人生希望在追寻。(《读“上下求索”句》1972年12月30日)       

                               

   

    董先生虽居“土屋”,却能乐观地对待这一切,把这里看作“家”,“忙授诗书闲种菜”。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仍“追求”不己,视“追求”为一种信念。

    董先生处于逆境,却矢志不悔,这同他具有辩证思维有关。请看他的《落花》(1973年4月27日)诗:

 

绝咏李商隐,悼红曹雪芹。古今挥涕泪,远近播芳馨。

点水飞丹鸟,入泥化白云。春风重拂拭,天下返香魂。

 

人们咏落花,往往是悲花期已去,因而难免不挥泪悼红。但是身处流放期间的董先生所吟之落花,却无一丝的哀愁,反而将其喻为点水之“丹鸟”,即使入泥,也会化为“白云”。而且当春风再起时,又将是繁花似锦香满世界。诗人竟能从落花看到将来的开花,这是何等的眼光!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董先生直到七十多岁,仍朝气不减,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创作高潮了。

  (三)忧国忧民,企盼“曙彩”
董晋在文革期间的诗歌,带有时代特点。有些诗似乎在纯粹地写景、状物、记人,实则抒发的是自己的感情。比如《赣江词》(1974年7月20日):

 

传说由来久,赣江静静流。斜晖映盥面,碧水照梳头。

风送离人曲,泪凝处子眸。千帆皆过尽,肠断百花洲。

 

    在文革期间,造成妻离子散的何止千百户!“风送离人曲,泪凝处子眸”,是诗人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民族的情感!

再看《渔女》(1974年9月9日)诗:

 

           放钩湖上贫家女,敢逐渔舟逆浪航。

自小水中来去惯,何愁十级恶风狂。

 

“何愁十级恶风狂”,这是单纯地抒写“渔女”吗?当然不是,而是写的历史的必然趋势――“恶风”,暗指政治“恶风”。即使是“十级”也终会被战胜。

如果说,上面两首诗歌,还比较隐晦的话,下面这首《不眠曲》就较明确了。诗人夜里难以入眠。他想什么呢?

 

           安宁又播两三春,不见晴和见战云。

百结回肠忧内乱,东风何日正乾坤?( 1976年6月1 日)

                                  

    原来他的不眠,并不是因为陷于个人的委曲、不幸,难以自拔,而是忧虑着国家的“内乱”,何时才能结束?这使他“百结回肠”,以致心中企盼着:天下再起东风,将“乾坤”扭正!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他虽身处偏远的乡村僻野,却仍心系国家,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林彪机堕温都尔汗、四五事件、朱德逝世等,都留下了诗篇。其中如《哭朱德》(1976年7月8日)为:

 

           广播传哀乐,身心顿骇然。适才哭总理,顷刻悼将军。

盛夏天地冻,神州日月阴。举家无着处,蘸血写英魂。

 

当时诗人的“家”还没有着落,却没有只惦念自己的小家,而仍是“蘸血写英魂”,心怀国家,为国家的命运担忧。这种超越小我,进入大我的境界,1976年9月13日在《寄友人》诗中,流露得更加明显:

 

           龙年不幸缩盈期,相继长辞跨鹤归。

桂影雁哀地震烈,中秋月掩泰山移。

思亲泪洒湘妃竹,怀旧情牵李杜诗。

夤夜江河同一哭,浩茫心事盼惊雷。

 

湘妃竹,产于湖南、广西等地。竹上有紫色斑点。相传舜南巡,死于苍梧,其妃湘夫人追至,痛哭不止,泪滴竹上,斑点成痕。妃死后,成为湘水神,所以此竹亦名斑竹、泪竹、湘竹。这是诗人借用典故,说明当时自己的悲哀。他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才可能引得“江河同一哭”。他期待着响起“惊雷”。“浩茫心事盼惊雷”,似源于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外听惊雷”诗句。诗人将此诗句与“夤夜江河同一哭”相连,合成一联诗,形象描绘出当时中华民族所遭受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人民希望早日得到改变的心情,而这恰恰就是打倒“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果然,数天之后便响起了春雷――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诗人在合珠湾的最后一首诗为《秋夜鄱阳湖》(1976年10月1日):

 

           红叶开千树,星疏夜气凉。涛横明月怒,峰傲老松苍。

野旷飞鸿雁,山深隐凤凰。东方呈曙彩,天际露桅樯。

 

    这是一首很值得称道的诗歌。“红叶开千树,星疏夜气凉”,点明了时间是在秋夜。后面三联,写水、写山,写晨曦,似乎真的是在咏鄱阳湖,而实际上诗人却是在抒发自己的心境。如果把“涛横”“峰傲”喻作“四人帮”,那么“明月”老松”便是指诗人自己,或者范围更大一些,是指人民群众。同样,“凤凰”也可喻人,其中当然包括被流放乡野的诗人自己。最后一联诗则是以“曙彩”、“桅樯”比喻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四)董晋文革诗篇的价值
董晋在文革期间,自1971年开始便重操旧好,写起了诗歌。虽然只留下44首,却应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

其一,反映十年动乱时期的诗歌本身就具历史价值:

从历史上看,在和平时期,人们比较重视文化的发展;在动乱年代,人们首先要顾及的是生命的维持与延续,哪还有心思写什么诗歌?何况中国的文革是更加特殊的时期。除掉八个“样板”之外,一切都是毒草,都属在禁之列。老文学家,不再创作,新的文学家还未走这条路,成为一个彻底的文学空白。董先生的文革诗歌,尽管不多,却如出土文物那样的珍贵。何况这些诗歌艺术价值也极高!它的存在,真可说是个奇迹!仅就这一点便值得研究,值得讴歌。

其二,诗人的情感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情感:

诗人遗留下的文革诗歌都是写于流放时期。有些诗歌哪里是写出的,简直是以血泪哭出的,痛苦至极时呻吟出的,是愤怒时呐喊出的,反映了诗人真实的思想情感。诗人后来重读这些诗歌时,曾写道“自吟拙句泪凝眸,幕幕沧桑影倒浮”[4],仍是泪流满面。    

诗人这个时期的诗歌,正由于不能直抒胸怀,感情受到压抑,而恰似封于地壳内的岩浆,实在不能不喷出时,才以曲笔留下墨迹。这些诗歌自然炽热、发烫,含蓄而有感染力。

这些诗歌反映的是善良人蒙难、送至私设刑狱,遭到流放劳苦,被迫住进猪舍,生活艰难,有家难回的灾难性的遭遇。但是诗人却从未屈服,深怀希望,即使在“夤夜”,也翘盼“曙彩”,相信“春雷”必将滚至。这虽是诗人咏出的诗句,却又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情感,所反映的何尝不是整个民族的情感!

    以这种角度来审视董晋先生的文革诗歌,当然就具有了历史价值,成为十年浩劫时期人民受到苦难的强有力的艺术见证!

二.董晋诗歌的基本特点
(一)描绘家乡,抒写心声
董晋先生的景物诗写得很好。但他往往不是单纯地写景,而是利用对这些景物的抒写,来诉自己的心音。董晋有大量诗歌是吟咏鄱阳湖的,因为这是他的家乡湖。他是饮鄱阳湖水长大的,对鄱阳湖怀有深厚的感情。鄱阳湖地域辽阔,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风光,并且会随着时序的推移而变化无穷,不仅春夏秋冬景色有别,而且每一天、每一时都会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诗人的感情、心境,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所区别。因而,在他状物、咏景时,便会将这种情感渗透其中,而达到一种情与景的合一。他自己也说:“蠡水扬波,诱我纯情雅兴。”还说:“写景物美形于外,诉心音情寓其中。”或者说,诗人咏的是鄱阳湖,抒的却是自己的情,把情融于风光之中,以风光来表述情感。对于不善于观察的人来说,会把鄱阳湖风光的千变万化,仅仅看作一种自然现象,似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如此,而对于诗人来说,每一刻都有不同,都可能激发出灵感。而这种灵感,一般又是诗人以自己的心情为火花,以景物为燃料,加以碰撞而产生的。因而,诗人所所咏对象虽然都是鄱阳湖,但是各首诗之间,其风光和情感都各自不同,各有特点。若将诗人不同时期吟咏鄱阳湖的诗歌加以比较、对照,便会看出诗人心境变化的脉络。

下面我们就从董晋流放时的诗歌开始进行分析。

1973年2月9日诗人写出《春夜雷山》:

 

           浪迹生涯不系舟,人情冷暖看沉浮。

春寒抖峭十年梦,山雾倥偬百岁愁。

枕上鸡鸣司马泪,村头犬吠杞人忧。

清宵一刻千金价,倾洒心词盟白鸥。

   

诗人此时有如“不系舟”,正流放雷山。想到人情冷暖,世间沉浮,使得夜里难以入寐,体验到的只是梦、愁、泪、忧,盼望天亮之后与鸥结伴为伍,把自己的心声,咏给鸥鸟。――诗中所表达的情感是孤单与无奈。

    写于同年3月5日的《合珠湾》,与前一首诗,只相隔一个多月,诗人的情绪变得十分平静,判若两人:

 

           两县连山界,枭阳最北村。四围花影重,一径水云深。

合浦珠沉壑,柴桑柳掩门。桃源问津者,此地可避秦?

 

诗人对于流放,并未作单纯的直线思索,而是进行了反面思辩。流放本身当然是件坏事。但是来到穷乡僻壤后,鄱湖的美景却陶冶了他――“四围花影重,一径水云深”,何等诗情画意!最重要的是社会上仍然还是“豺狼披着红旗舞”,但被流放后,便躲开了“豺狼”,似乎到了风景如画的“桃源”。因而,诗人反问:“此地可避秦”?

    1979年诗人“问题” 得到澄清,抑制不住的欢欣情绪也反映到他的诗中。如《水乡春咏》(2月15日)写道:

   

一轮湖上出,天下尽逢春。残月疏星没,繁花群鸟歆。

老竹生香笋,新松成美林,诗人灵感发,畅对彩霞吟。

 

诗人看到“繁花”、“香笋”、“新松”,激发出灵感,对“彩霞”畅吟新作。

    之后从1980年至1985年吟诵了大量有关鄱阳湖的诗歌,如《湖畔晨游》(1980年4月26日)、《水乡剪影》(1980年4月27日)《鄱阳湖春二首》(1981年3月1日)、《癸亥鄱湖水患》(1983年7月18日)等等,在诗人看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反映出心情的轻松、愉快。如1980年的《湖畔寄情》:

 

           晨风开晓雾,曙色恋鸣鸠。雪浪逗鱼跃,名山惹客游。

湖深堪击水,波险任飞舟。今日家乡美,春城起画楼。

 

有些诗歌,还借机议论滔滔:

 

           春水碧莹莹,南山响百灵。遥看千里绿,俯瞰一湖清。

人间今古事,天下纵横情。辩证兴亡史,弄权留骂名。

(《南山望鄱阳湖》(1980年3月15日)

 

此时的诗人看到的是一湖清水,听到的是百灵的啭鸣,然后便作历史兴亡的议论。那些“弄权”者,最终得到的是“骂名”。

    到1986年,诗人再次吟咏《鄱阳湖》(4月5日),人们从中所体悟到的是鄱阳湖的巨大变化和诗人焕发出来的蓬勃朝气:

 

           霞光云影水天浮,网撒波心岸起楼。

吴楚乾坤千嶂隐,浔庐风月一川收。

帆樯上下争朝夕,鸥鹜高低竞自由。

失落年华应夺取,浪花溅雪逐诗流。

 

在鄱阳湖,已不再仅仅是撒网打渔了,岸边已盖起了大楼。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诗人眼里“帆樯”驶过,是在“争朝夕”;鸥鹜飞翔是在“竞自由”,而诗人自己则要夺回失去的年华,将诗歌吟得如“浪花溅雪”那样丰富多彩。诗中所表现的是诗人积极投入现实生活的情景。

    1987年,诗人在《湖天寄远》(1987年5月10日)中,既介绍出鄱湖正在发生的变化,又表明自己对故乡湖的深情:

 

采来春一束,赠与远游人。谷雨催耕急,清明动客心。

田畴均泛绿,街市正更新,聊寄天涯语,故乡情总深。

 

田畴泛绿,是自然现象,但“街市正更新”,则是一种新的面貌。对这一切的描述,所表现出的是故乡情。

    到年近七十时,诗人仍吟鄱阳湖,却将景物化作哲理,深刻的思辩超过了激情带来的喜忧。如其题仍为《鄱阳湖》的一首诗:

 

           阅尽沧桑一镜悠,纵横观照万千秋。

鱼龙夹杂辨真伪,萁豆相残混盾矛。

魑影昏昏图祟祟,佛光皎皎化仇仇。

虚名实利皆痴幻,静看乾坤日月浮。

 

    他的《梦绕湖山》诗集中的最后一首旧体诗《梦绕湖山唱水乡》,甚至以排律形式将鄱湖风光和自己的心境作了尽情的抒发,但这种抒发,哲思成份已大大增加:

 

放怀超脱任炎凉,心远尘嚣骨自香。

野鹤闲云无挂碍,老骐旧枥不迷茫。

梅经雪压偏潇洒,松被霜侵更碧苍。

蠡水扬帆破逆浪,家山装点创辉煌。

挥弘传统开新局。借鉴西人为国芳。

小蟹浅池掀泡沫,巨龙深海起腾骧。

鄱湖浩瀚春常驻,柳暗花明唱水乡。

 

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所描绘的对象――鄱阳湖没有变,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这个世纪初期,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自己心境的变化,所咏出的诗歌也就有了极大的不同。

诗人除咏诵鄱阳湖外,还吟咏了都昌周围环境的诗。诗人数次上庐山,都留下了大量诗篇,受到一些诗评家的赞扬。这些诗歌都表现了诗人对家乡的激情。

此外,诗人还到过北京、武汉、云南、广西等地,每到一处,必留下诗歌,比如在北京时,曾游览北京大观园,当日竟写出五首七律,一首七绝。有人看后大赞董先生真是诗思如泉。这些风景诗也多具有情景交融的特点,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二)见物思辩,诗富哲理
    董晋先生年幼时曾写成数卷《残梦留影》,这些诗歌尽付秦灰。对这些诗歌的特点已难以了解,不过他的中文导师曾在诗稿上批曰:“多愁善感,德性堪佳。”所谓“多愁善感”也就是感情丰富、细腻,富于同情心的代名词。可以想象其诗定然极有激情。

    然而到董先生重执诗笔时,已经四十岁了,且已有了较多的阅历,对于世事的认识已不再那么单纯,激情自然会相应地减弱些。然而年长,自有年长的优势,至少有两点是年轻时,无法比拟的:一是诗笔更加成熟,特别是律诗,已经游刃有余了;二是诗歌的思想更加有了深度,很多诗歌的哲理成份增多。

    董晋先生的哲理诗歌可以1991年退休为分水岭,分作前后两个阶段。

 

Ⅰ.第一阶段的哲理诗

 

 

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结束,诗人得到平反。此后他的身心都得到自由,无比心舒意畅。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诗人的诗歌中饱含哲思,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

在1983年10月28日写的《步庐即兴》中,将当时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抒发:

 

徒步登临好,高峰贵在攀。心驰天地外,身纵雾云间。

谈笑随人意,行停任我跚。童心终不改,喜得晚年闲。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写登庐山,实际写出他“谈笑随人意,行停任我跚”的欢快心情。此后,由于他能够自由思想了,往往将人生的体验直接记入诗中,以警世人。他的人生在走过一段曲折之路后,再来吟咏风物时,便有了较其他人更深的感悟。这种感悟,往往能够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如:

 

人生道路同山路,曲折迂回总向前。(《山中公路车中口占二绝》1981年10月25日) 

江流恰似人生路,万折千回总向前。(《登庐山好汉坡三首》1984年3月1日)

万折江流终可进,百年事业总须追。(《生辰赋》1984年8月3日)

白云出岫心犹恋,红叶离枝志未残。(《浏览庐山疗养院》1981年10月25日)

红叶离枝还恋树,白云出岫尚依山。(《生辰述怀》1983年8月3日)

能辨真面目,素具阔心胸。(《庐山红枫》1981年10月25日)

超越只缘忧患在,深情博爱洒寰中。(《登庐山感赋》1986年7月1日)

恶梦惊回须警悟,迷途知返莫流连。(《游重修后南山寺二律》1987年5月21日)

 

    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虽遇到波折,却始终没有消沉,这与他“素具阔心胸”有关。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对事物的看法有一定辩证态度,其中《无题》(1990年3月12日)可作典范:

          

人生失意莫沉沦,逆境尤须惜寸阴。

厄著《春秋》传后世,腐编《史记》论前尘。

月圆月缺无休日,花落花开有再馨。

自信江河终入海,风狂难撼树根深。

 

    这种具有辩证思想的诗歌,在许多诗句中都有流露,如:

 

           时间考验辨真伪,岁序推移判是非。(《实践与真理》1979年6月28日)

          雨摧竹节节尤劲,雪压松涛涛更狂。(《张志新》1979年7月1日)

 

董晋先生对时间十分珍惜,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赋诗。他在《写在玻璃板底下》(1985年11月1日)一诗中写道:

   

书里乾坤大,诗中日月长。

 

    他的诗歌,有的能激人奋进,如:

 

庐山面目谁真识?唯有攀登跋涉人。(《咏匡庐赠勉汇红天清诸儿》1982年8月1日)

登峰又见峰在上,踏上高峰又有峰。(《庐山群峰之玉屏峰二绝》1983年10月28日)

           石级千寻通绝顶,欲穷极目奋登攀。(《南山题咏绝句十六首》)

严冬不减凌霜志,酷夏仍怀向日心。(《诗人节怀诗人》1985年5月20日)

 

有的给人以教诲,如:

 

           须以光明窥世界,莫将惨淡看人生。(《大桥抒怀》1981年10月1日)                                 

吟诗常带寻花眼,交友长存抱竹心。(《寄怀》1985年12月5日)

有志终能成大器,无私方可执清廉。(《红儿考入江西行政学院深造赋勉》1988年9月1日)

 

由于他看书多,又有较多的社会经历,便能够站得较高,看得较远,反映在诗歌中,则有些像格言。如:《粮歌二首》(1990年3月10日)写道:

 

           隔年留籽种,二月育新秧。夏不盖冬褥,寅休吃卯粮。

饱日忆饥日,倾觞莫滥觞。谨防贪后醉,淡泊味儿长。

 

有的能以史为鉴,震聋发聩,如:

 

乱世只能败胜迹,清时方可建文明。(《滕王阁题咏三绝》1985年11月7日)

           水似庶黎舟似帝,载舟焉可不沉舟。(《乾清宫》1987年6月)

 

    他的这些富于哲理的诗歌,大多很耐人寻味。

 

Ⅱ.第二阶段的哲理诗

 

董晋先生于1991年退休。对于有些人来说,退休前后的生活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反差,然而,董晋先生却在1991年3月27日《致友人函》中写道:“老当所为,代价欣付,追回失落,怡养天年。”并赋《羊逢花甲赋生辰》(二律),其中有四句为:

 

           一轮花甲情无限,万古诗名老奈何。

失落追回人****,海洋长作少年歌。

 

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愿,竟下定决心像“海洋”那样永葆青春,每日都像少年时期歌唱不已。退休,对于诗人来说,推敲诗句的时间似乎更增多了,格律似更严谨,思想也更加自由而深沉。法籍华人薛理茂先生评论说: “董晋诗中有不少警悟之言。”并且还说出一番道理:“人生贵静,静里多思,思中生智,智以应变,应变养生,进化立论,才悟出至理名言。[5]

1992年6月1日董晋先生曾写过《小楼随笔》(二首),可以作为他这时思想、生活、创作的写照:

 

           乐天知命甘淡泊,不爱逐潮只爱诗。

身处小楼尘网外,无须俯首与横眉。

 

归休本与世无争,制怒修身乐养生。

澹雅方知真善美,追求奉献重诗名。

 

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显得更加深沉,有时表面是在咏景,但在其中却渗透进哲理的诗句,如:《初春登山即景》(1995年3月1日)。他写道:

 

           雨后山泉妙弄琴,鹅黄鸭绿惹鸣禽。

不知湖水深还浅,但见蓝天浮复沉。

木秀易教风扰攘,峰高难得客登临。

我来寻梦岩头坐,一听松涛伴梵音。

 

他的哲理诗句,大多是吟咏景物时,流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诗句所反映的是自己坚贞不渝,清白清寒,持守性灵,以诗抒情的品格,如:

 

           雪压花偏吐,石坚笋自滋。(《春寒》1993年4月28日)

           灵犀应远俗,宇宙自从容。(《秋夜散步》1993年9月1日)

别看体柔身瘦弱,须知骨硬性刚坚。(《咏竹》1994年12月1日)

   雁奋云天留美韵,人勤霜夜创新维。(《夜幕下》1995年12月9日)

淡泊坦诚多逸兴,宽宏豁达少闲愁。(《南山晨练二首》1996年2月

尘虑俗争皆摒弃,金腥铜臭不相干。(《晨练巢树》1996年3月18日)

   惯有闲情甘淡泊,素无奢望薄时新。(《即兴》1997年8月1日)

    香荷污出魂高洁,不为人间利禄熏。(《天韵》2000年9月)

                        

这些诗歌写的是自己,但对他人又何尝没有启示呢?

这个时期,诗人由于已经退休,空闲时间较多,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的心境:

 

   怡情心净静,修性气从容。(《山上游览倡步行》2000年8月21日)

   须将世事悠闲看,且赚人生自在游。(《愁诗读后慰邹吉玲并寄意求和》)

   山川无杂念,闲静自轻松。(《郊游》)

   无力济时甘静隐,小楼高处看青山。(《迁雪凝草堂新居有感》)

无求度岁月,心境自馨香。(《人生》1998年12月7日)

   烦恼乾坤抛物外,清凉世界漾心中。(《奔月新说》)

   陋室为文未必陋,高楼纵欲又何高。(《雪凝轩抒怀》)

 

上面这些诗句反映出他虽然从工作上退了下来,但他的思想并未随之而“退”,反而更加活跃了。这种心境当然写的是他自己,但又何尝不是代表了相当多的离退人员?

他也有完全理性化的诗歌,如:有一首曾刊于《当代家训诗词精选》上,题为《修德篇》(原题《家训四则》)的诗歌。这首诗反映了他的生活态度:

 

自然法则理遵循,正义良知心永存。看事不应绝对化,独尊自我必离群。

律己从严修自身,善待亲友善待人。世间快乐和为贵,奉献追求捧爱心。

豁达宽宏处士风,放怀天下总从容。临深履薄常无险,一诺千金乐不穷。

助人为乐节余钱,勤奋攻书戒酒烟。君子爱财尤重德,甘居淡泊守清廉。

 

类似的诗歌,他还写过一些,反映了他对人、对己、对物、对人生的态度,如《心旨》一诗:

 

           灵魂净化养天真,世事纷争扰梵津。清静决非逃物外,虚空何以克贪嗔。

心无得失缘情发,文有悲欢令爱伸。不尚孔门干教义,但凭随笔洒芳春。

 

    他的有些诗句反映了他待人、交友的真诚,如:

 

君子情交同水淡,野人心事共云驰。(《市隐寄友并序四律》1994年8月18日)

登山竞焕凌云志,处世争扬博爱心。(《告别秀峰》2000年5月14日)

友谊如山山更绿,和平竞赛赛英雄。(《浣溪沙·写在泰山奥林匹克精神留言簿》)

无情未必真君子,爱入灵魂瑜掩瑕。(《偶得》)

 

    这种对朋友的真诚,也体现在他对朋友的劝慰中:

 

   人生万事等闲看,淡雅宽宏聊自欢。骇浪惊涛成大海。云峰雾嶂系高山。

太阳不畏风沙蔽,月亮何曾晦蚀弯。昂竹长青缘正直,苍松千尺耐严寒。(《致友人》)

 

这些诗歌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理性化的思考,是他一生生活经验的总结,如《静夜思》(1998年12月31日)一诗写道:

 

人生歧路万千条,正道还须著意挑。

胜败悲欢距一纸,达观世态细推敲。

 

还有一诗《书怀》(1996年8月8日),是这样写的:

 

执法当师明海瑞,归休应学晋陶潜。

吊民伐罪真高士,惩腐持廉即大贤。

 

    他的所有这些诗歌,反映了他思想的成熟,其中不少诗句饱含了辩证思想,值得反复吟咏与背诵,如:

      

   风传花信风为虐,雨濯春尘雨弄泥。(《诗人节》1996年5月16日)

波欲静时风偏急,云思归处雨难收。(《晨练南山遇风暴》1997 年4月13日)

   危岩万仞雪,笑吐一枝春。(《冬梅》)

   网罟钩梭时警避,须知世上有邪人。(《维瑜夫人购鱼放生赋》)

 

    若将他这两个阶段的哲理诗作个比较,便会发现虽然其诗都饱含着哲理,但后一阶段较前一阶段更加理性化,更加深沉、冷静、深刻、蕴藉。

(三)贴近生活,直面社会
旧体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作为诗歌又是抒发感情的工具。谁的感情?诗人个人的感情,因而要求有强烈的个性,是诗人个人强烈感情的记录。没有强烈的感情,写不出有个性的诗歌。诗歌缺乏个性,不会是好的诗歌。既然诗歌必须是诗人个人的感情的抒发,为什么那些好诗,能够流传千年而不衰,至今人们仍在欣然背诵呢?这是由于人们的感情又是相通的。因而,诗人所吟诵的诗歌,所表达的既应是属于个人的,又是其他人所要表达,却未能表达出来的情感。

作为人来说,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人都是社会中人,都具有社会性。这就要求诗人能够融于社会,融于人民之中,使自己的诗歌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促进社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诗人,能够走出个人的圈子,关心社会,关心人民。董晋先生曾在《雪凝轩自序》中写道:

 

褒贬毁誉,微言大义,悲欢离合,荡气回肠。真善美自当推崇关世道,假丑恶亦须针砭正人心。

 

董先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他的诗歌中包含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关心国家大事:

香港回归时,他写有《香港回归喜庆有感二律》(1996年9月16日),其中第二首为:

 

           喜日休忘耻日忧,百年奇辱记心头。联军一炬名园恨,倭寇三光血海仇。

香港回归堪大庆,钓台管领莫迟犹。中华自有回天力,民族尊严永不丢。

 

类似的诗歌还有《浣溪沙三阕,祝贺京九铁路通车并献给九六庐山国际旅游节》、《为家乡都昌县各级政府献策》(四首)(2000年国庆节于南昌)等。他在《警惕》(1990年3月10日)中写道:

      

           中华领土钓鱼台,怎许倭奴魔爪来。记取南京屠杀史,神州怒吼爆惊雷。

 

其他还有《警惕日本军国主义》(1991年9月18日)等。     

2.为百姓画像:

董晋先生写过一些词,其中《基层群像图》(词十二首),颇受好评。此后,又有过两次续篇,每次四阕。在此之外,还零散地写过一些,如《鸪鹧天·赠汪嫂》等。其中有6首刊登在《江西诗词》1990年第二期上;后来广西《西江诗联》上刊出16首。诗评家詹云鹏先生评论道:

 

《基层群像图》是一组肖像速写,它的主题是歌颂劳动。但作者不是用标语口号式的概念,而是通过具体行动的形象和人物心态活动,用诗的语言来歌颂它。而且尽量发掘劳动者的内心世界,开拓意境,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更加丰满了。

 

    我们不妨仅举以《临江仙·教师》一首进行鉴赏:

 

           淡泊生涯史任重,春晖寸草情钟。传薪茹苦播春风。朝朝复暮暮,细雨润花丛。       

同学升迁仍故我,任他酷夏严冬。杏坛端不改初衷。未来凭我塑,灯下影摇红。

 

    这首词,已由作曲家陈炳铮先生谱曲录音。陈先生在《后记》中写道:“教师者,灵魂之工程师也。然则清苦甚矣。‘朝朝复暮暮,细雨润花丛’。董先生刻画其献己育人之状如画。纵‘物价腾空’而仍‘不改初衷’,夜夜‘灯下影摇红’默默之形象何其伟大,董先生此词端的感人,特为之谱曲,亦略表对教师之敬意尔!”[6]

3.揭露与讽刺社会的黑暗面:

他在《住房难三绝》(1979年12月29日)的诗中写道:

 

           ……可恼权人儿尚幼,洞房几处待娥眉。

           ……私屋高金犹可恕,朝租夕索趁人危。

 

    又如在《上司热衷组织现场会》(1981年6月15日)中写道:

 

           ……典型正合朕心意。会间佳珍席上逢。

 

    他还写过《抨击四首》(1988年4月15日),所抨击对象为“不正之风”、“官僚主义”、“乱涨物价”和“售煤掺假”。写过《咏官倒》(1988年4月15日)、《官倒猛于蝗》(1998年8月27日)、《诗社歪风须警惕》(四绝句)(1988年8月29日)、《竹枝词六首》(1988年9月1日),其中包括了“贿赂贪占”、“官倒私倒”等,《吃喝忧思录》(二首)(1988年10月3日),以及《激浊扬清篇》(四绝)等,其中如《巧窃职称》是这样描述的:

   

   盗人成果窃人魂,满纸辉煌拼凑文。打点疏通施巧术,高工教授赛鸡豚。

 

(四)以史为鉴,赋诗评点
董晋先生写了48首《历代作家名赋读后题咏》。这是诗人主编《历代名赋三百篇评注》过程中,“重读原著,获益匪浅,心情激越,感而咏之。”这些咏怀之诗的特点,是通过对名赋的评论,以史为鉴,进行褒赞与抨击,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下面且举几例。

他在《咏张衡》诗中写道:

 

           道德文章科学家,双仪首创古今夸。淡名漠利甘宁静,志远思玄避世哗。

曾向君王乞骇骨,敢批廊庙禁谶邪。清廉自律持操节,千载风流典籍华。

 

    诗人对此诗自注两处:一是“双仪”,这是“指发明浑天仪和地动仪”。二是“乞骸骨”,“旧时官员请退休称‘乞骸骨’,朝廷利用图谶‘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张衡上疏要求‘禁绝之’”。

“淡名漠利甘宁静,志远思玄避世哗”等诗句既是对张衡的评价和赞扬,也是诗人自己的追求。

再如《读陈琳文忆曹操》,此文有题解:

 

陈琳为袁绍檄曹,措辞锋利,骂及三代。后陈归曹,曹爱才不咎既往,反重用陈。一日曹“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嗡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遂数加厚赐。

 

其诗云:

 

           文能医病赞陈琳,不计前嫌量过人。所檄骂曹弦上箭,将恩报怨宽中仁。

孔璋壮气冲霄汉,孟德重才盖古今。历史风云难认定,英雄成败不须论。

 

    这首诗赞扬了作为领导“不计前嫌”重才宽仁的品德。这种气量和精神,即使在现代也值得提倡。

    再举一例,《咏董仲舒》:

 

           贤良对策董江都,经学名师汉大儒。罢黜百家声寂寂,独尊一孔势孤孤。

君权神授时分合,擅制横行轮鬼狐。毕竟万花争艳丽,神州开放展新图。

 

董仲舒由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投合朝廷意愿,实行后学术沉寂一片。尾联强调只有“万花争艳丽”,才有可能使神州开放“展新图”。这种现象可以史醒今,更进一步理解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

对于这些咏史诗,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陈静先生作过专门评论。[7]他将这些诗歌分作两类:“一类为纯粹对赋评咏;一类为由读赋而咏人。”对于诗的艺术手法,则写道:

 

在诗的表现手法上,诗人有许多独到之处,突破了前人咏史诗的许多框框。构思新颖,清新流畅,语言朴实,寓意深长。纵观之下,诗中有评,有述,有咏,有叹,述评咏叹又间以提示,尾联设问表现手法,读者于其中尽可自行体味。

 

    应当指出:董晋如此大量的集中以诗的形式咏史,以史作镜借镜,抒发自己的感情,其本身就是一种独创,“突破了前人咏史诗的许多框框”,值得重视与研究。

(五)唱和之诗,广泛交往
    旧体诗词,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唱和。尽管西方诗歌也发达,却没有这种功能。中国新诗是受到西方诗歌影响而产生的,当然也不具备这种功能。

    诗词唱和,在古代是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交往,联络感情的很重要的手段。到了现代,还需要不需要唱和呢?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有两个事实:

    其一,毛泽东的一些诗词便是唱和之作:

毛泽东与诗友郭沫若、柳亚子之间可以唱和,其中不乏传世诗句,一般诗友之间当然也同样需要唱和,也同样会有优秀诗歌或诗句为人称誉。

    其二,诗歌酬唱是友人之间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需要:

不必说国内诗友之间的交往,需要唱和,由于海外华人中有不少人对中华诗词非常熟悉,他们与国内诗友之间当然也希望有声相应,无韵不和,借以表达乡关之情,秋水之思。

董晋先生的唱和之诗,写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极为突出的。尤其与海外诗人的唱和之作,还专门收集一起,于1991年以《海宇诗鸿》(酬唱集)为名出版成册。书中共收入与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四十多位名家酬唱诗歌333篇。这种酬唱集在我国还是第一部。

关于这些酬唱诗的价值,我们可举董晋先生与台湾诗人姚定峰先生的酬唱作例说明。先看姚先生的《雨中楼望》(三首):

 

雨打梨花泪未收,新添别恨上重楼。凭栏怅望遥天外。万里长城梦里游。

楼前细雨敲芭蕉,动我归心万里遥。望断天涯情不禁,离愁莫遣酒频浇。

迅雷声震海云端,楼外黑风猛雨寒。儿女不知心里事,那堪和泪洒栏干。

 

再看董晋先生的《台北姚定峰先生雨中楼绝读后谨和元玉》:

 

且喜云松雨渐收,争跨海峡竞登楼。庐山鄱水迎家客,日月潭边我欲游。

卅年愁听雨中蕉,骨肉分离隔海遥。夙愿归心今可慰,好将诗酒对亲浇。

化戈为帛息兵端,久客归来度岁寒。两岸亲人重把盏,故乡春色满江干。

 

    请看!诗中表达出两岸同胞间的亲情,台湾回归祖国,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心愿。  

    关于董晋的酬唱诗歌,曾得到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先生的鼓励,他在1987年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期间接见董晋时,在详细询问了诗人与海外诗人的交往后,说道:

 

你们之间能经常唱和,这不是个人之间的私事,这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贡献,也能在思想感情上满足海外华裔诗人们赤子之心的需要,还望今后你们不断加强联系。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张报先生在阅读《海宇诗鸿》后,1986年在给董晋先生的信中写到:

 

       您对增进中外友谊卓有成效,可钦之至!你们经常唱和,以诗结谊,可喜可羡!

 

湘潭董源远的《<海宇诗鸿>卷》,写出了酬唱诗歌的意义:

 

       “唱到全球解甲时”,诗鸿属意可深知。泰新日美停云合,港澳台澎步韵追。

字字如珠还似泪,心心似蕙亦如芝。堪称挚友弥天下,振我中华德教施。

 

该诗还有注曰:“《海宇诗鸿》有专集问世,系雪凝轩主与亚澳美欧友谊唱酬集。‘唱到全球解甲时’是董晋答谢新加坡友人诗句尾联:‘诗人天职为人类,唱到全球解甲时。’”

三.董晋的诗歌的影响及所倡导的鄱阳湖文学流派
(一)董晋诗歌的影响
《江西文联通讯》1988年10月号载:

 

江西都昌县文联委员鄱阳湖诗人董晋同志近年来,在文学创作上勤奋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国内已有二十多家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他的文学作品,在国外的美国、泰国和香港等地的大型报刊上推出了他的诗歌二百多首,散文近廿万字。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散文,香港诗人叶玉超大量复印,春节回国旅游时带来北京作为礼品馈赠好友与许多领导同志,受到人们的赞誉。发表在泰国星暹日报的长篇论文《试论诗歌的继承、发展、创新的若干问题》,在海外的诗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洛杉矶诗坛主帅黄贯一先生将这篇论文复印后广为传播。美国纽约四海诗社、新加坡新声诗社和泰国国风吟诗苑特分别敦聘董晋同志为他们的名誉顾问或荣誉顾问。最近,他又在首届全国屈原杯诗歌大奖赛中获奖。[8]

 

此后,董晋的诗文又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发表数百首(篇)之多,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诗坛、文坛中,都享有很高的评价。下面仅举几例:

江西武宁诗社徐麟先生说“在当今诗坛,得有如此成就者,确不多见!”[9]

福建浦城文学社社长青年诗人吴建明先生说:“董老对海内外文化交流是颇有贡献的,令吾辈敬仰。”[10]

湖南《岳麓诗词》副主编杨国凡先生说:“董晋同志大作诗词,拜读再三,端庄典雅,堪称上乘,尤其旅游风景诗,清新隽永,既有情思,又铙理趣。”[11]

广西《勾漏》主编钟伯俊先生说:“《悼葵花女神》十首,缠绵悱恻,词意凄婉动人,十分真切,足见作者造诣功深,渊源有日,可钦可敬!”

广西《清香诗刊》编辑部评论道:“董老之诗,风格高古,文笔清新优美,读来令人感奋,有如身入鄱阳湖奇境,领略不尽那湖光山色,别有一番风味。”

诗人李代良先生说:“先生之诗作,造脂高深,纵横曲折,醒豁流丽;笔利,如炮丁解牛,游刃有余;意深, 似投竿探海,高深莫测。”

江西老诗论家匡一点先生在主编《五言律髓》一书中,在刊出董晋的20首诗歌的同时,并评论道:

 

他积极倡导鄱阳湖文学流派循序形成,创作实践与之紧密结合。其五律,快而能沉,直而能曲,言近旨远,寄兴深微,清新流转,色彩鲜明。

 

    湖北石首诗人胡喜宁先生临终前的绝笔诗便是《病危吟赠江西董晋诗长》,诗中对董晋先生诗歌的评价值得介绍:

 

           名士风流算董公,旌扬赣北逐诗鸿。笔联中外情如海,志振风骚气似虹,

流水漫愁樵子少,宏篇堪笑洛阳空。欲谋在面私悰久,服鸟飞来我道穷。

 

这首诗歌的重要,不仅在于它对董晋先生诗歌的评价上,还在于,这是胡先生在病危时写的诗歌。一个人在病危时,往往将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挂在心头。对于胡先生来说,临终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对此,胡先生的公子在1093年2月27日给董晋先生的信作了说明:“余父痛今作古,逝世前二日,命余录赠先生一诗,嘱余日后设法寄给先生。”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胡先生将诗人之间的情谊看得何等重要!

台湾诗人润如将董晋先生所赠之三首诗歌收入了自己的诗集《润如诗评论一集续编》中,在其书第18页附有说明:“润如按:三诗皆贴工整,非百岁学人[12]莫办。”

新加坡诗人廖容观先生说:“先生诗学造诣非凡,尤其是活跃于诗坛,致力于发扬光大诗学而作之贡献,人所共睹,弟是更为钦佩!”

读完董晋诗文后而赋诗者亦很多,有许多诗词写得颇有感情,枚不胜举,下面且仅以几位海外华人、台胞、国内诗人的诗词各一作例:

    美国诗人黄贯一先生《敬步董晋词兄秋隐一律原韵》:

   

           自隐无关百劫身,可风诗教在清纯。启承义理千家砵,脱略功名万古尘。

僻典荒辞哗取宠,真情实感喜追新。悲秋每为忧时尚,一读芸篇一爽神。

 

    台湾诗人钟莲英先生《题董晋诗家湖山剪影吟稿》:

 

           碎剪湖山似散珠,藻思豪壮韵圆腴。华年惜取留鸿爪,彩笔惊将鉴古符。

书剑重看余盾墨,河山再见盛时图。归来陶令应酣放,蠡水庐山可茗炉。

 

    新加坡诗人张济川先生《题董晋先生湖山剪影出版》: 

 

           观于学海能明道,化在春风尽入诗。一卷新编开至境,芬芳兰芷正葳蕤,

 

    英国诗人黎均全《题董晋先生湖山剪影吟稿》:

 

           巨作琳琅似璧珍,湖山地利倍添神。才高不假书温故,学博犹能句创新。

时下或应唯一士,朋中未必有多人。君非李白诗何著,韵向骚坛播展频。

 

    建昌诗人范芳碧先生《贺董老<雪凝轩诗稿>成书》:

 

           南山采菊隐师翁,典雅天成造化工。勤奋一生求审美,浪漂半世唱豪雄。

文章结集情千缕,诗赋连编意万重。派立鄱湖人益寿,古稀谈笑夕阳红。

(二)鄱阳湖文学流派的主帅
若向诗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诗呢?回答可能会大不相同。董晋先生写诗则是为了一种追求,他写道:

 

即始终不渝的人文三境界追求:追求时代脉搏,不卑不亢,爱憎褒贬分明;追求民族与地方色彩,倡导鄱阳湖文学流派的循序形成;追求表现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小我中见大我,诗化生活,净化灵魂,情化人生,爱化世界,冲刷前人蕃篱,形成独特风格。总的一句话:“以自己心灵之血,浇民族文化之花。”[13]

   

这种境界意即把自身融于民族之中,然后以诗歌表达出这种感情,这种感情既是董先生自己的,但由于他将小我已融于大我之中,亦会在读者那里产生出共鸣。

所谓“民族文化”是个总的概念,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中华诗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就诗词来说,也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诗人,所表现出的风格也各有不同。唐代的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风格各异,宋代的诗词与唐代差别甚大,现代的诗词自会与唐、宋有很大的区别。现代的诗家之间,当然也是形式纷呈,风格迥异。那么,具体到董晋的诗词,又是什么特点呢?

董晋对诗词的认识和自己的实践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董晋的诗集主要有三部:《湖山剪影》(1993年)、《云岩寻梦》(2000年)和《梦绕湖山》(2003年)。《湖山剪影》一书封面和封底,分别印着这样两句话:

 

       以自己心灵之血,浇民族文化之花。切磋诗艺,友好交流,弘扬国粹,振我中华。

 

    这句话是比较空泛的。把它印到董晋的诗集当然可以,把它印到任何诗人的诗集上,又何尝不可呢?因而这段话尚未表现出来诗人的个性。

《湖山剪影·雪凝轩自序》中有一段话,已提出“鄱湖流派”问题:

 

……凡诗家各有风格,余力倡鄱湖流派。旨在天然纯真,贴近生活,深沉蕴藉,情辞清新。虽抒个人之感,亦含大我心声。……

 

到《云岩寻梦》时,诗人对此问题考虑得就较为成熟了。他在该诗集的封面上所印出的警语为:

 

       倡导鄱阳湖文学流派,形成雪凝轩独特风格。

 

然而《湖山剪影》封面及封底上的那两句话,仍未割舍,仍印在了《云岩寻梦》的封底上。

董晋先生于2002年发表《论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论文,说明他对于倡导鄱阳湖文学流派的认识,已完全成熟,并趋于定型。到第二年春所出版的《梦绕湖山》,便不再在封面或封底印上《湖山剪影》所推崇的那句话。到此时,董先生从1971年重新拿起笔来的“不惑”之时计算,已历经三十年的历程了。他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不仅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且着力培养文学新人,以壮大鄱阳湖文学流派,而他本人则成为该流派的主帅。

对于鄱阳湖文学流派,许多诗人赋诗祝贺它的出现。如:

江西作家诗人邹吉玲女士在《赞董晋先生倡导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一诗中写道:“派立鄱湖旗帜树,为弘国粹谱新章。”

南昌诗人袁小帆先生在《次酬故乡董晋诗翁七十年生辰三律》中写道:“独奏鸣琴还独赏,三邀明月成三人”,“鄱湖喜庆开新派”。

湘潭董源远先生曾写《赞倡导“鄱湖流派”及其创作实践》一诗,形容了其风格及特点:

“返朴归真真善美,俊逸清新出自然”。

四.小结
    1.董晋诗歌不仅有浓烈的鄱阳湖乡土情结,并且从“湖”走向了“海”:

    董晋生于鄱阳湖畔,深受鄱湖文化的滋润与熏陶,对鄱阳湖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这种乡土深情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鄱湖、庐山也成为他孜孜不倦反复吟诵的对象。

    然而,他的感情又没有完全局限于家乡的范围,而是把鄱阳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心中所怀有的是整个国家,所面向的则是世界。正由于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升华,才使他的诗歌体现出“虽抒个人情感,亦含大我心声”。对于这一问题,方建平先生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表述:

“海蕴”是董老的笔名,古谚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可见气概之壮阔,底蕴之深沉。海是开放体系,不同于小山沟,小四合院那样陈旧封闭。由“湖”看到“海”,走向世界的都昌文人,目前只能是董老一位了!(《读<鄱湖文艺>第五期》)

 

2.董晋作品的艺术特色:

董晋作品所记述、描绘的以鄱湖、庐山为主的见闻,所表达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至二十一世纪初鄱湖百姓的感情,采取的艺术形式,是中国古典诗词,而又以律诗和绝句见长。董晋将中国古典诗词运用得游刃有余,其诗不仅坚持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写实性,而且弘扬了情景交融、景中含情和诗哲合一、饱含哲思的含蓄特点,从而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较有代表性的古体诗人之一。

3.董晋诗歌的分期:

他的诗歌总是有感而发,从不无病呻吟,使得这些诗歌很自然地成为时代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变化的反映。由于随着时代与个人生活的变化,又使他的诗歌在不同的时期,艺术特点也有细微区别。他的诗歌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文革时期的诗歌:悲愤忧苦,但又充满希望,有一种内在的乐观精神。

第二时期,文革至九十年代初期的诗歌:歌颂新的生活,意气风发,情调欢快,舒卷自如。

第三时期,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诗人此时虽已退休,却并未脱离现实生活。而又由于他既积累了大量知识,也有了丰富的阅历,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更多的哲理、辩证的内容。

    4.董晋人品和诗品的统一:

    董晋先生的夫人钱维瑜女士,两人同甘共苦,相伴一生,是最理解董晋先生之人。她对董晋先生人品的评价是:“黎庶心头月,金钱水底云。”对其诗品的评价是:“抒情寄山水,报国托诗文。”

作为诗人如果抒发的仅仅是个人的感情,那么其诗的价值便很有限了,而当他把自己融于民族、人民之中后,他的感情实际就代表了民族的、人民的感情,而成为民族的、人民的代言人。由于董晋先生把“黎庶”看作“心头月”,这样他就能够做到以诗为工具,而达到“报国”的目的。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了他人品和诗品的统一。

*                    *                 *

自文革以后,中华诗词在一部分人员――特别是离退休的人员――当中,开始盛行起来。许多地方都组织了诗词学会,出版有“诗刊”、“诗集”,其中还有不少人出版了个人诗集,其中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诗作,但却疏于交流和评论,或许会有所埋没。本人不揣冒昧,写此评论长文,目的不仅仅使人们了解鄱阳湖文学流派,了解其中的主将董晋先生,还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华诗词及诗人的关心与关注,促进中华诗词的发展!

但愿我的评论成为抛玉之砖!

紫军2004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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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军,本名张晖,我国红学家、翻译家、评论家。曾在“毛选翻译室”做《毛泽东选集》等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亦曾在我国驻伊朗大使馆做文化秘书。后转为波斯文学翻译、研究工作,亦为“伊朗学”学者,曾多次赴伊朗参加学术研讨会。主要译著有《鲁达基诗集》、《涅扎米诗选》、《欧玛尔.哈亚姆:柔巴依诗集》、《波斯古代抒情诗选》、《卡布斯教诲录》等七八部,并与他人合译《波斯经典文库》(十八卷),该书荣获2003年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及我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红学论文集有“红楼解梦”理论丛书(合著,已出版六集九册二百万字论文),为“解梦”学说创立人之一。在中国和伊朗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其他著译作品有一百多篇。

[1] 载于《董氏谱序》中。

[2] 董晋主编《鄱湖遗韵》“附录”第17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出版

[3] 董晋的“身居猪舍忧天下,心系尔曹盼未来”的乐观精神,对五个儿女是个极大的鞭策。后来有的参军保国,有的当国家干部,有的从事专业研究或大学教育,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4] 见《自读拙著感赋》载于《梦绕湖山》第71页。

[5] 见《梦绕湖山》第5页。

[6] 转自詹云鹏《词苑撷英――读董晋先生<基层群像图>组词16首》,载于《湖山剪影》第23页。

[7] 陈静《湖山剪影成诗,沉潜于心做人――读董晋先生<历代作家名赋读后题咏>评述》一文,载于《云岩寻梦》第7页。

[8] 《湖山剪影》第13-14页。

[9] 《湖山剪影》第5页。

[10] 《湖山剪影》第5页。

[11] 《湖山剪影》第5页。

[12] “百岁学人”为董晋先生的号。

[13] 《梦绕湖山》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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