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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七发》主旨总括】◎石楠楠 著 / 赋帝 辑

发表日期:2013年6月27日  出处:中华辞赋家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帝 辑 辞皇 审  作者:石楠楠 著  本页面已被访问 2845 次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潘承祥 教授 校订)

(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061班    060101013    指导教师 陈朝辉)

 

内容提要  枚乘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家,其创作《七发》是汉初散体大赋走向成熟的标志,为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枚乘作《七发》,设吴客以七事启发楚太子之后,后代模仿层出不穷。然而对《七发》创作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本文研究首先将引起历代多方揣测之创作主旨稍做陈述以及澄清,然后通过理论来证明这种现象的合理性。

关键词  枚乘  《七发》  主旨  诗》无达诂

 

引言

   枚乘《七发》作于游梁之时,全文犹如一幅不断展开的瑰丽画卷,绚丽夺目,引人入胜。全篇包括八段,第一段是序曲,介绍缘起,后面七段是正文,铺陈七件事,借逐客问答式加以连缀。七事呈线性结构分布,移步换形,逐层推进,段段铺叙,如剥笋般。这种独具匠心的构思,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评论:“数千言之赋,读者厌倦,截而为七,移行换步,处处足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独为文章之宗。”[1]

对枚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七发》探讨上,然而历来对《七发》主旨有多种见解。本文将对历来的各种见解进行罗列、总结、归纳,再以理论作为支撑,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历来

 

在众多主旨说中最早最有说服力的是戒膏粱说和讽谏说。下面将分别对这两说进行论述。

(一) 戒膏粱

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2]这是对《七发》主题的原始界定,认为七发的主旨是戒膏粱之子。《七发》开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探之。首先问其故,接着就对楚太子的现实生活状态做了令人向往,绘声绘色的描写。一发,描写“天下之至悲” 的音乐;二发,列举“天下之至美” 的佳肴;三发,夸耀“天下之至骏” 的车马;四发,描绘“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 的游观;五发,叙述“校猎之至壮” 的田猎;六发,描绘“天下怪异诡观” 的曲江观涛。尤其以“观涛”一节精彩绚丽,荡人心魄。所描述的都是膏粱子弟实际的奢侈靡丽的生活方式。久耽安乐失去了心智,迷失了自我,物质生活的过分舒适和奢侈,往往会导致精神的空虚,眼界的狭窄。不思进取、忘乎所以。沉迷于安逸的状态。然而这些都没有使楚太子病好,最后的“要言妙道” 使太子幡然醒悟,“涊然汗出,霍然病已”。通过一系列的生活享受的描写来劝诫膏粱子弟不要纵欲自戕,沉迷于奢靡的生活。

这里的戒膏粱之子特指楚太子但是后人又不满足于如此鸿篇巨制仅仅只是就事论事的劝戒一个贵族公子去奢从俭。于是戒膏粱说又衍生出一种较为广泛的意义,戒贵族子弟说。龚克昌《汉赋研究》中就认为劝戒的对象不止一个楚国太子,而是以这个楚国太子来指代当时许多奢侈骄横的诸侯王。这就是广义的戒膏粱说。从单一的一个人扩展到一类人,膏粱说的层面又进一步扩大了。杨德贵在《汉初游士最后的精神期待——浅谈枚乘<七发>的“讽”“劝”问题》一文说:“《七发》一方面极力描绘奢华的生活,一方面又不忘提醒‘贵人之子接受‘要言妙道’。” [3]描述性语言已经退居其后,取而代之的是言语背后的意义。又如赵逵夫先生在《<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中说到:“在时过境迁之后《七发》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更主要体现在文本上。其思想价值完全体现在警戒纨绔子弟毋沉溺声色这一点上。”[4]从文本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七发》的主旨是警戒膏粱子弟不要沉迷于安逸的生活状态,时刻以古人的箴言来鞭策、反省自己。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戒膏粱说这个观点是正确、有理可循的。用七事来启发太子以及像太子一样的贵族子弟戒奢从简,勿纵欲自戕。

(二)  讽谏说

《七发》主旨从浅层上分析为戒膏粱,但通过由浅入深的探讨可以得出比较深入的一种主旨就是讽谏说。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云:“《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濯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体,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喻之义也。”[5]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七发》全篇内容和主旨的精确概括。从铺陈的语言中得出匡劝膏粱说,但这仅仅停留在表层,更深层的则是讽谏说。

这里的讽谏说也分两种: 谏梁孝王说和谏吴王濞说。下面将分别对这两种说法进行论断。

谏梁孝王说最先见于《文选李善注:“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又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吴客以为语端,实以谏梁王者。”[6]李善也体会出了本篇所包含的劝谏的意思。表面上是劝诫楚太子戒奢从简,实际上则是劝谏梁王不要谋反。梁孝王反事,当指景帝时期梁孝王使人刺杀袁盎诸大臣一案。据《汉书·文三王传》,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亲弟,窦太后的爱子,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而且汉文帝和窦太后对其宠爱有加。欲以梁王为景帝太子,大臣及爰盎等有谏之,认为不可。“梁王怨爰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逐贼,果梁使之。遣使冠盖相望于道,复案梁事。捕公孙诡、羊胜,皆匿王后宫。”[7]此事被景帝知道,因此开始怨恨梁王,对梁王有所芥蒂。按《汉书·韩安国传》:“公孙诡、羊胜说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爰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划,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余弗得。”[8]根据以上史料,梁王刘武受邪臣公孙诡、羊胜之谋刺杀袁盎诸大臣,事发之后又将邪臣藏匿王宫。汉使十余批复案,梁王拒不交出人犯梁汉严重对峙。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之下,梁孝王何去何从,很容易走上谋反之路。作为门客的枚乘有义务站出来劝谏梁孝王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打消谋反的念头。如易小平《<七发>构思及其主旨探源》:“《七发》的主旨就是劝谏孝王不要铤而走险,罪上加罪,踏上谋反的不归路。”[9]

吴王濞为高祖刘邦兄刘仲之子高祖十二年(195) 封为吴王文帝时吴太子与皇太子饮博争道,皇太子引博局砸死吴太子,又运尸到吴地去葬,这是吴王与朝廷矛盾的开始。“吴王由是怨望,稍失君臣礼称疾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所谋滋甚。”[10] 此时吴王濞生怨恨,对汉王朝有所不满,谋反的念头初见端倪。当文帝决定削吴时,更促进了吴王谋反的决心。《史记》中记载:“汉庭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11]吴王濞欲以谋反在文帝前期。但此时吴王濞只不过有所谋划尚未至决心铤而走险的地步所表现出来者,只是称疾不朝。所以《七发》之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劝谏吴王不要谋反,及时打消谋反的念头。

从上述论述可知:无论是谏梁王说还是谏吴王说都有史实证据,经得起推敲,有其合理之处。

再此一提的是在戒膏粱说和讽谏说的主旨上,如将两者结合就会产生另一种:讽喻说。最先引起《七发》讽喻功能的是余冠英在《七发·介绍》和《七发·译文》中。译文前言说:“楚太子的病源是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而腐朽生活又平生于腐朽思想。……这个故事不仅尖锐地揭发和批评了统治阶级的病根,而且告诉我们认识真理、追求真理是医治思想病症的唯一有效药方。是有‘发蒙解惑’意义的。”[12]这里就指出奢靡生活源于腐朽的统治阶级,在批判统治阶级的同时劝告我们要用真理来改造自己,提高精神境界,不至于被安逸的生活束缚。不仅领悟表层的含义,更深入到深层意义上。龚克昌《散赋作家枚乘》中说《七发》的思想非常丰富,既是对楚太子疾病的诊治,也是对诸侯王精神上、思想上、政治上疾病的治疗,同时也可视为对吴王叛逆,梁王谋国的含蓄忠告。[13]这种理解同样具有合理性,将浅层与深层含义进行合并,从而使主旨更全面。而这种合并说法则恰好反衬主旨论定的困难。

 

二 、 诸说纷纭

 

(一)审美愉悦的获得

束莉说:“《七发》的主题并不具有传统所附会的政治功利意图,它是一篇带有游戏意味的骋辞之作。《七发》是一种带娱乐游戏性质的文体,人们创作它阅读它主要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和“《七发》的主题并不具有传统所附会的政治功利意图,它是一篇带有游戏意味的骋辞之作。”[14]这里已经将《七发》主旨定位在纯粹的审美愉悦上了。从后世对《七发》的继承和演进过程中所形成“七体”来看,它已经成为一种游戏笔墨和审美愉悦,文学群体在切磋过程中,文学的现实功利性退居其后,后面的讽喻不过是一个附带。转而代之的是文学的艺术美,成为文人骚客所青睐和瞩目的。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宗旨,仅仅是作为艺术的创新,要达到的是美感层面上的超越。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后期文学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文学本身之美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掘。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尚美之风体现着人的觉醒的话,文学之美的强烈追求,则是典型的“文学自觉”。

又如赵逵夫先生在《<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中说到:“其中并列铺排音乐、饮食等的六段绘声绘色、充满激情的描写也想象丰富文彩斐然令人赞赏不已因而又具有艺术鉴赏的价值。”[15]从单纯本文来看,《七发》结构紧凑整齐,浑然一体。而且在铺陈七件事上,每件事的描写所花费的笔墨不是一样的,避免了重沓罗嗦之闲。体现了铺陈夸张之风,追求壮观宏丽之美的审美倾向。通篇无一句论述之言,仅描绘叙述之语。所以认为《七发》主旨为审美愉悦的获得也不无道理。

(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

王国荣以为:“《七发》宣扬要言妙道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16]《七发》中太子对吴客列举的音乐、美食、骏马、游宴、校猎、观江和观潮,都无动于衷。这七副药方没有效果之后,在篇末重新拿出“要言妙道”这个药方,使得病人“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可见这“要言妙道”之厉害,因为前六发都是世俗的享受无法触及精神上的波动,唯有历代圣人辩士之言才能引起楚太子思想上的觉悟。

《汉书·王褒传》中记载:“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至太子宫虞(娱)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17]由此可见,在当时把文学诵读作为一种娱乐的习惯,用来祛除由于骄奢淫逸的物质生活所造成的精神空虚。时刻警戒贵族子弟要注重精神上的修养。无论诵读奇文还是自造作文章,都必须要有疗救精神空虚的作用。物质生活固然重要是第一性的,但是楚国太子物质生活丰富而精神生活贫困,这就导致病重无治。这就要求我们做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高度统一,这一观点对现代人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三)黄老思想的宣传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朝廷上下推崇黄老思想,它对文人的生活方式,创作心态,审美情趣,以及作品的主题、题材、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黄老思想盛行的社会里,作为梁王游士的枚乘为了迎合其喜好,创作难免要融入黄老思想,一个时代的主体风气总要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这是无可避免的。束莉认为:“枚乘所言的‘要言妙道’很可能就是黄老思想的体现。”[18]在《七发》的中否定世俗的享乐,凸现黄老思想,这与西汉当时的哲学主流是相合的。又如徐宗文先生称:“《七发》的宗旨在于宣传属于道家的安于自然、清心寡欲、无为自守的黄老思想。”[19]这里就很明确地指出主旨为宣传黄老思想。

下面从文本方面来分析《七发》与《道德经》许多地方不谋而合。

《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20]《七发》则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已经非常明显。道家注重修身养性,清心自守。而《七发》列举的音乐、美食、骏马、游宴、校猎、观江、观潮都是世俗之物,扰乱人心,无法超越物质层面到达精神的修养。又《老子》第六十四章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1]《老子》这章的两段基本上可以概括《七发》一文的思想。《七发》中太子膏肓之病 “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同《老子》一书之关系,就是要从小从少做起,防患于未然,在事物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就断绝,防微杜渐。

上述三种主旨说可以单独成立,也可以并存。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理解,这里我们就看出主旨判定的不唯一,很困难。

 

三、主旨判定——《诗》无达诂

 

对枚乘《七发》主旨的判定历来有很多疑义,很难有一个准确一致的定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主旨判定难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从先秦时代古人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例如《易经·系辞》中有提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22]的思想,荀子在《荀子·大略》也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 [23]到了西汉,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诗》无达诂” [24]的命题。他在《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中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25]这里的“达”即通达、晓畅,“诂”即解释、阐说;所谓“《诗》无达诂”,意思是说:《诗》的意义就像《易》的占卜结果,《春秋》的微言大义一样,不可能有通达完备的解说。这是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后来发展为对诗歌及文艺的一种鉴赏观念,实质指文学艺术鉴赏中审美的差异性。换言之,文学作品并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义,也没有一种确定不变的理解和解释同一部作品,鉴赏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西方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即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本文主要从“《诗》无达诂”这一理论来分析《七发》主旨诸说各异的合理性。其理论内涵,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一, 从文本来看,诗赋具有微言大义的特点。

诗赋语言相对比较精炼含蓄,隐约委婉,而且运用多种修辞,往往言不尽意,这就使得后人对其用意多方揣测,很难得出一致结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卷首提出:“诗辞与文辞迥异,文辞多明白显易,故即辞可以得志。诗辞多隐约微婉,不肯明言,或寄托以寓志,或甚言而惊人,皆非志之所立。若徒泥辞以求,鲜有不害辞者。”[26]指出诗赋是言简而意深,在简单的言语中可以扩充丰富的内涵,微言大义。对文学文本进行自由的感发与联想,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字,而是看到文字背后的隐形的意义,去挖掘深层次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

其二,从接受者来看,读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由于接受者的文学素养、价值取向、审美体验不同,他们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正如如陈廷焯所说“‘风诗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故能感发人之性情。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27]接受者对文本的理解是多样的,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理解,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唯一固定的解读,读者可以根据文本提供的意象,按照自身的条件去欣赏、理解。所以受接受者的限制文章主旨多样性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有其合理性。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由于受到文本的局限的读者的差异性的影响,对枚乘《七发》主旨导致多种判定这一现象是正常合理的。

枚乘《七发》堪称经典之作,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对《七发》主旨尚未有一明确定论,本文主要是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通过列举历来:戒膏粱说、讽谏说,今人不同看法。对《七发》主旨进行总括,然后再以理论为支撑来论证这种多样性的出现的合理性,它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代表中国的文学在不断走向多样化、自觉化。

 

注释:

[1] 王洲明,王培元,刘保贞.中华大典·文学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28

[2] 刘勰(著),周振刚(注).文心雕龙注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47

[3] 杨德贵.汉初游士最后的精神期待——浅谈枚乘《七发》的“讽”“劝”问题.名作欣赏,2007(5)

[4] [15] 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1) :5

[5] 王洲明,王培元,刘保贞.中华大典·文学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28

[6]萧统(编),李善(注).六臣注文选. 北京:中华书局,1987:634

[7] [8] [17]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59:2210、2396、2825

[9] 易小平.《七发》构思及其主旨探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6):144

[10] [11]司马迁(撰),郑强胜,季荣臣(校).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2:794、795

[12] 张燕瑾,吕薇芬,费振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91

[13] [16] [19] 张燕瑾,吕薇芬,费振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320

[14] [18] 束莉.枚乘《七发》主题再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3):102

[20] [21] 李安纲玄参《道德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9、237

[22] 胡适.胡适全集·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68

[23] 王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大略.北京:中华书局,1997:507

[24] [25]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94-95

[26] 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1

[2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59

◆辑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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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千城赋 千校赋 千山赋 万水赋 百阁百楼赋 总设计师 兼 执行官

    ④中国新赋运动第一发起人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兼 中华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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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第一辞赋收藏家 中华辞赋最大文库集大成者 辞赋骈文资源大规模系统化整理者

    ⑧当今“辞赋热”掀起者 总策动师 当代中华辞赋复兴与繁荣的导启者 开拓者 建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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