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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辞》、刘安与《淮南子》】◎陈广忠 著 / 赋帝 辑

发表日期:2013年6月28日  出处:中华辞赋家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帝 辑 辞皇 审  作者:陈广忠 著  本页面已被访问 2529 次

(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主席 潘承祥 教授 校订)

一 刘安:先秦《楚辞》的最早研究者

《楚辞》的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它的产生和传播,对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对西汉前期成书的重要子书《淮南子》就是如此。经过历代学者不断研究,有关《楚辞》的许多问题逐渐趋于明朗化,但是对诸如《楚辞》的成书、定本、研究、整理、源流等问题,仍感到不甚了了。一些较为流行的说法,尚有商榷的余隙。
据近人研究,今存的《楚辞释文》(见于王逸《楚辞章句》中)目录及逸文,是比《楚辞章句》更早的《楚辞》辑本。其目录如下:离骚第一、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天问第四、九章第五、远游第六、卜居第七、渔父第八、招隐士第九、招魂第十、九怀第十一、七谏第十二、九叹第十三、哀时命第十四、惜誓第十五、大招第十六、九思第十七。很清楚,这个辑本的目录可以分为两部分:题名为淮南小山《招隐士》之前的八篇乃是屈原、宋玉所作,可称之为先秦《楚辞》;尔后杂厕的乃是西汉、东汉文人的仿骚作品。我认为,前者是刘安及其门客所辑,后者为刘向、王逸所辑。刘安是先秦《楚辞》的第一个研究整理者。
现在较为通行的说法,认为《楚辞》的辑订和命名者为西汉后期的刘向。此说最早见于东汉初期王逸的《楚辞章句》卷首:“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九辩序》中也说:“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王逸之说影响很大,从东汉以后到清代编《四库全书》,近代、当代人注释《楚辞》,都沿袭这种说法。本文从史实记载,《楚辞》成书过程,《楚辞》与刘安、《淮南子》之关系等侧面,辨明先秦《楚辞》命名、定本不始于刘向,而成于刘安之时。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战国末、秦代至西汉前期,对屈原作品进行研究整理第一人就是刘安。
刘安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生于文帝即位元年(前179年),死于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前122年),历文、景、武三代。王都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刘安博学多才,诵诗作赋,天文历法,方术技艺,无不精通。他对屈原作品曾作过精深的研究。
《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王逸《楚辞章句》中载有班固的《离骚序》:“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的如上两段引文,说明刘安曾撰文研究《离骚》。
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辨骚》中也说:“淮南终朝而赋骚”、“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并且引用了班固《离骚序》原文。以上所引,皆称刘安作《离骚传》。
另外见于史籍的,还有东汉荀悦、高诱等人的著述,他们都写作《离骚赋》。荀悦《汉纪》卷十三:“初安朝,上使安作《离骚赋》,旦受诏,食时毕。”高诱《淮南鸿烈解叙》:“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时已。”
此外,还有写成“章句”的。王逸《楚辞章句》:“至于孝武,恢廊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隋书·经籍志》:“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
上述六家引文可以说明,刘安对屈原作品曾作过精深透彻的研究,他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卓越的艺术鉴赏能力,否则武帝之命是很难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完成的。也可以看出,在武帝即位之初,屈原作品已传入宫廷和诸侯王中,并受到王室成员和诸侯的喜爱。1977年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大批文物,墓主为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的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出土文物中就有《离骚》残句,存有四字;《涉江》残句,仅存五字。说明汉文帝时《楚辞》的一些单篇已有流行。而刘安入朝作《离骚传》是在武帝建元二年(即位二年,年十八岁),那么,刘安搜集、研究《楚辞》,当始于文、景之时。上述六家引文中对刘安著文研究《离骚》的文体说法不一:传、赋、章句,前人已有辨析,不管称呼什么文体,刘安受命撰文是不容置疑的。
班固《离骚序》中引刘安作《离骚传》原文,与《史记·屈原列传》的内容相同。而司马迁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明言采自刘安“传”。《传》之全文,不得而知,只能见其片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挈,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挈,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由此可知,刘安对《离骚》的主题意旨、创作特点、文体风格等各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其见解确实高人一筹。拿《骚》同《风》、《雅》相比,则兼有二者之美,而无二者之失。同时,这段引文也浸透了刘安的道家思想。《淮南子·本经训》有这样的话,可与引文最后几句相映证:“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从前面诸家引文和《淮南子》中的记述,可知司马迁所引为刘安作“传”原文,是可信的。两千年来《楚辞》研究著作不胜枚举,但是其大要都没有超出刘安之见解,可见其立论之精。

二 先秦《楚辞》成书于刘安时代

先秦《楚辞》成书于何时?当成于刘安之时,集于众门客之手,而不是成于刘向之世。
今本《楚辞》的整理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屈子死后,其遗作或在宫廷,或在民间,并未散失,楚人“以相教传”。当然这种“教传”必有所本,现在无法证实。《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或许就是士大夫“教传”的情况。第二个阶段,则是刘安作诠释、整理的阶段,并且形成先秦《楚辞》的最早辑本。据分析,刘安可能在武帝之前即作了屈赋的搜集整理工作。夏侯灶死时刘安14岁,单篇《楚辞》已在淮南国毗邻的地区流行。《楚辞释文》一至八篇目录即先秦屈原等人旧作,辑成之后,又附一篇自作的《招隐士》,从而流行于世。这当是朱买臣、被公所诵读的原本。第三阶段,刘向把刘安所集的先秦《楚辞》和两汉仿骚作品集于一炉,编订成册,分为十六卷,并沿用旧名《楚辞》。
王逸认为《楚辞》的最早定名、成书于刘向之说不可信。刘安之时,《楚辞》的书名和定本已存在。史实记载甚明。
《史记·酷吏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俱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召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幸。”
严助是刘安之上宾,关系甚密,严助还因此事在刘安所谓“谋反案”中受牵连而掉了脑袋。朱买臣与刘安关系未见史传,但严、朱乃同乡、同僚,严为朱的仕宦推荐人。朱买臣因对严助冤狱表示愤慨,也被处死。朱买臣以言《楚辞》仕进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距刘安作《离骚传》有十二、三年时间。可能朱买臣得到的版本即来自刘安。对这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来说,是没有力量和本钱在竹片上刻下浩繁的《楚辞》的,只有地位尊崇、条件优厚的刘安才能做得到。
上述引文证实,《楚辞》一书,在武帝初年已经形成并定有专名。司马迁当是见证人。此书已在宫廷、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中流传,研习《楚辞》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并成为升官仕进的一个阶梯,与当时武帝设的五经博士和推举的贤良文学并驾齐驱。刘安整理《楚辞》,不光是由于自己的喜爱,也是为了武帝爱好文学的需要。另外,从刘向同时代的记载中,也知《楚辞》成书不始于刘向。
《汉书·朱买臣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待召金马门。”九江者,即刘安之淮南国也。刘安被迫自杀以后,国除,仍为九江郡。被公出自淮南,可见其地研习《楚辞》之风尚存。汉宣帝召见时,刘向当时只有二十来岁(前77—前6年),虽长于辞赋,但并未编订和研究《楚辞》,故宣帝没召他去诵读。刘向后来典校群书,是汉成帝河平中(前26年左右),这时刘向已五十多岁。距刘安辑先秦《楚辞》已约有一百一十年之久,距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有三十多年了。由此可见,《楚辞》成书,定名于刘向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前文说过,刘安是最早研究《楚辞》的专家。当然他必然要作大量的屈原作品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是这种推断似乎还不够。因为当时写过骚体作品的还有贾谊、枚乘、东方朔、严忌、朱买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许多人。加上辞赋大家,确如群星灿烂,不独刘安如此。不过,依据史料加以筛选,只能确定刘安是先秦《楚辞》的编辑者。刘安醉心搜集前人史料,作了大量的积累。《汉书·景十三王传》载:当时有两个好书的王族,一个是河间献王刘德,一个是淮南王刘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
刘安曾组织庞大的写作班子,注重著书立说王逸《招隐士·序》中说:“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致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当时的淮南国,形成一个庞大的《楚辞》创作、形究中心。既然以屈原为宗,当然对其著作进行搜集整理了。
这里顺便提及的,《招隐士》为仿骚作品中之上品,《文选》定为刘安作,是有道理的。《招隐士》主旨与唐《群书治要》所辑《淮南子·泰族训》相为表里:“圣王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逸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德,象主之指。”《招隐士》一文,王逸说是招“屈原”,似觉不类。乃是刘安在招“隐士”、逸民,即招流落在民间的王孙贵族。王逸谓“大山、小山,犹《诗》之大雅、小雅也”,尤为不可思议。大山、小山乃刘安众多的门客所居之地名、山名,犹八公所居之八公山,都是淮河之畔群山之名称。八公山、大山之名至今犹存。
刘安才思敏捷,对于辞赋特别爱好。这样就能够把屈赋创作活动推广开来。《汉书·淮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自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刘安及众门客的辞赋,约占《汉书·艺文志》所列屈原赋类的三分之一。了解这一点,对刘安能写出那样精粹的《离骚传》就不觉奇怪了。此外,淮南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也为刘安搜集屈作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淮南王所都之寿春,为春秋、战国时蔡、楚之国都。楚国的四个王即考烈王、幽王、哀王、王负刍在此建都十九年。楚国此时虽已风雨飘摇,但八百年的楚文化并未泯灭。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相楚二十五年,门客数千,对保存楚文化也有一定作用。从秦皇灭楚到刘邦立汉,中间仅十七年;九江王英布、淮南厉王刘长都以此为都。作为诸侯王都,保存楚文化最为有利。
以上诸方面,对先秦《楚辞》成书于刘安之时,可能出自刘安及门客之手作了推断。因史料缺乏,可能近乎臆说,刘安之世辞赋高手风起云涌,但无一人能与其相匹敌。他的侯王地位、天赋条件、文学修养、地域之便都为其研究屈原、整理其著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 《淮南子》对《楚辞》的继承

先秦《楚辞》的编纂与研究,古老的楚文化传统,对刘安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两个人、两部著作也有很大的不同。就两部著作的思想内容来说,都是极其复杂的。宋高似孙《子略》曾就《淮南子》作了评述:“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这种说法虽未必精当,但指出其源流是多方面的,这是确实的。为了能理清两书的继承关系,试从十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道家思想对《楚辞》、刘安及《淮南子》有很大影响。关于《淮南子》的主旨,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中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主要继承老子的道家思想,并融百家于一炉,形成完整的黄老学派的治世思想体系。既然如此,刘安在辑订先秦《楚辞》时,对其中有道家倾向的著作是注意搜集的。道家思想很突出的是《远游》、《卜居》、《渔父》三篇。
关于《远游》,王逸《远游·序》中说得很清楚:“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淡,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勿容多说,王逸叙述屈原的道家思想产生是与时代、环境的要求相一致的。
第二,《楚辞》、《淮南子》中神仙思想是一致的。现存汉代正史中言及刘安神仙活动不多。仅见于《汉书》两条。《汉书·淮南王传》:“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事,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楚元王传》:“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复兴神仙方术之士,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乃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
屈作中的《离骚》、《九歌》、《远游》,《九章》中的《惜诵》、《涉江》、《悲回风》等,都存在一些神仙家思想。《离骚》和《远游》的后半部分是作者在神仙世界的漫游:驷玉龙,溘埃风,驾飞龙,望舒前驱,飞廉奔属,八龙蜿蜿,云旗逶迤,百神翳其备降,九疑缤其并迎。朝发苍梧,夕至县圃,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折若木,倚阊阖,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真是无限美妙的仙境。《淮南子·俶真训》也有类似描述:“若夫真人,则动容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飞廉而从敦圄,驰于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两书寓情于幻想中的神仙世界,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方面,二人有相似之处。
第三,《楚辞》和《淮南子》中记载的神话属于南方昆仑神话系统,昆仑神话系统包括以昆仑为主宰的神山、神木、神水、神仙、神物及昆仑墟的四方界域。兹列五条,以资比较。

注释:

1)《离骚》:“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王逸注:“《河图括地象》言:“昆仑西北,其高一万一千里,上有琼玉之树也。”昆仑是神仙家们的理想圣地,这里有一个神仙世界。《淮南子·齐俗训》:“钳且得道,以处昆仑。”《地形训》:“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县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2)《离骚》:“夕余至于县圃。”王逸注:“县圃,神山,在昆仑山之上。”《地形训》:“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高诱注:“阊阖,昆仑虚门名也。县圃、凉风、樊桐,皆昆仑之山名也。”
3)《离骚》:“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于洧盘。”王逸注:“淮南子言,弱水出于穷石,入于流沙也。”王注见《地形训》:“弱水出于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也,在张掖北塞水〈外〉也。”穷石,当于昆仑之北。
4)《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王逸注:“淮南子言,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今本《地形训》作“丹水”。《太平御览·地部》引《淮南子》作“白水”。
5)《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王逸注:“淮南言昆仑之山九重,其高万二千里也。”洪补:“淮南云昆仑虚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地形训》:“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第四,两书在记载天文星位,使用时令历法,对一些自然天象如望舒、飞廉、雷师、飘风、云霓、冻雨等的解释,几乎是一致的。
1)《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修务训》:“摄提镇星,日月东行。”《天文训》:“太阳在寅岁曰摄提格。”两书使用的同是夏历。2)《离骚》:“指九天以为正。”王逸注:“九天谓中央八方也。”洪兴祖补曰:“淮南子,九天,中央钧天,东方苍天,东北变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洪补见《天文训》。“九天”的说法,又见《俶真》、《原道》、《天文》、《览冥》等许多篇章。3)《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王逸注:“咸池,日浴处也。”洪补曰:“日浴处也,盖天池也。”《天文训》:“咸池者,水鱼之圃也。”高诱注:“咸池,星名;水鱼,天神。”《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4)《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王逸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洪补曰:“淮南子云: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洪补见《天文训》。高注:“丰隆,雷也。”5)《哀郢》:“方仲春而东迁。”《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离骚》:“惟庚寅吾以降。”《哀郢》:“甲之朝吾以行。”两书记年、记月、记日使用的历法相同。《时则训》:“孟春之月,招摇指寅。”“仲春之月,招摇指卯。”《天文训》:“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鸠长鸣,为帝候岁。”
《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第五,两书使用的方言词语有一致性。
1)《湘夫人》:“兮壁兮紫坛。”洪补曰:“淮南子曰:‘腐鼠在坛。注云,楚人谓中庭为坛。’”洪补及注见《说林训》。
2)《惜往日》:“吴信谗而弗味兮。”洪补曰:“淮南云,古人味而不贪,今人贪而不味,此言贪嗜谗谀不知忠直之味也。”洪补前两句见《缪称训》。
3)《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洪补曰:“淮南云,越舲蜀艇。注:舲,小船也。”洪补见《俶真训》:“越舲艇不能无水而浮。”
4)《离骚》:“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翱之翼翼。”洪补曰:“淮南云,凤皇曾逝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注云:鸟之高飞,翼一上一下曰翱,直刺不动曰翔。”洪补及注见《览冥训》。用词与今本小异。
5)《天问》:“冯珧利决,封豨是射。”《本经训》:“乃使羿……禽封于桑林。”
第六,两书对神话传说中的地理位置记载相同。
1)《离骚》:“见有娀之佚女。”王逸注:“有娀,国名。”洪补曰:“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狄,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瑶台也。”洪补见《地形训》。
2)《离骚》:“夕余至于西极。”洪补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洪补见《地形训》。
3)《离骚》:“路不周以左转兮。”王逸注:“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洪补曰:“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又曰,昆仑之山,北开以纳不周之风。”洪补两条出自《地形训》。
4)《湘君》:“逾空桑兮从女。”王逸注:“空桑,山名,司命所经。”洪补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名,在鲁也。”洪补见《地形训》。
5)《天问》:“南北顺椭,其衍几何?”王逸注:“衍,广大也。言南北椭长,其广差几何乎?”洪补曰:“淮南子曰,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洪补见《地形训》。
第七,两书对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记载相同。
1)《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洪补曰:“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县车。注云,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渊,羲和至此而回。”洪补见《太平御览》及《初学记》。今本《淮南子》无,而见于注中。
2)《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洪补曰:“淮南云,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洪补见《地形训》。
3)《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王逸注:“淮南言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王注见《本经训》。用词与今本稍异。
4)《天问》:“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洪补曰:“淮南云,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注云,尧时羿射十日,缴大风,杀窫窳,斩九婴,射河伯。”洪补引文今本《淮南子》无,而见于《泛论训》高诱注中。注文亦见于《俶真训》高诱注中。
5)《天问》:“女娲有体,孰匠制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洪补曰:“淮南子云,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洪补见《说林训》。
第八,两书对战国前许多历史人物的生平遭遇、治政功过等的记载相同。
1)《离骚》:“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洪
补曰:“淮南子云,醢鬼候之女,菹梅伯之骸。”洪补见《俶真训》。
2)《离骚》:“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洪补曰:“淮南子云,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内汲人,有屠钓之困。”洪补见《道应训》、《泛论训》。
3)《离骚》:“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洪补曰:“淮南子云,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饭牛车下,望见桓公,乃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洪补见《道应训》。
4)《怀沙》:“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王逸注:“离娄,古明目者也。”洪补曰:“淮南曰:离朱之明。即离娄也。黄帝时人,明目能见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洪补见《原道训》。娄、朱为通假,上古同属侯韵。
5)《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王逸注:“伯乐,善相马者也。”洪补曰:“淮南子曰,造父不能为伯乐。注云,伯乐善相马,事秦穆公。”《俶真训》作“然而奚仲不能为造父,逢蒙不能为伯乐者,是日谕于一曲,而不通于万方之际也。”
6)《惜往日》:“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洪补曰:“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也,封介山而为之禁者,以为介推田也。”洪补见《说山训》。
第九,《楚辞》产生于长江中游一带,《淮南子》产生于淮河之南。地域虽不同,但自然特点,土壤气候基本一致。因此,两书记述的草、木方面大致相同。
1)《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洪补曰:“淮南子曰,申茉杜,美人之所怀服。”洪补见《人间训》。《说文》有“? ”无“椒”字。徐锴曰:“即今之椒。”
2)《离骚》:“今直为萧艾也。”洪补曰:“淮南曰,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洪补见《俶真训》。
3)《湘夫人》:“白薠兮骋望。”洪补曰:“淮南子云,路无莎薠。注云,薠状如葴。”洪补见《览冥训》。
4)《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说文》:“江离,蘼芜也。”《泛论训》:“夫乱人者,芎䓖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靡芜也,此相似者。”《说林训》:“蛇床似蘼芜而不芳。”则《楚辞》之“江离”即《淮南子》中“蘼芜”也。
5)《湘君》:“桂棹兮兰橑。”《道应训》:“非谓枻船者曰:‘尝有如此而得活者乎?’”高注:“枻,棹也。”
第十,《楚辞》中体现出来的治世思想和政治理想与《淮南子》有很多相同点。
屈作中主张明君政治,反对暴政统治。歌颂尧舜禹汤等理想君主,谴责夏桀、商纣等暴君,爱憎极其鲜明。《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循而得路。”“汤禹严而求合兮……”“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淮南子》中也是如此。《精神训》中赞美尧:“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斫,素题不斫;珍怪奇异,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文绣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原道训》中说到舜:“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角,以封畔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泛论训》中赞扬禹:“禹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
对夏桀、殷纣严厉声讨:“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
屈子对劳苦大众表示深切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主术训》中也痛斥暗主追求奢侈享乐,置人民死活于不顾:“衰世则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厌刍豢。百姓短裼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
屈原主张举贤授能,无亲无疏,无贵无贱,唯才唯德是举。“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且高度赞扬禹举用哑巴咎繇,武丁起用囚犯傅说,周文授相屠夫吕尚,齐桓重用商贩宁戚的政治家远大气魄和胸怀。这些下等人物,《淮南子》中更多,《泛论训》中就列举四人:“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
屈原主张修明法度。“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娱。”《泛论训》中也强调立法,主张法随时变:“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
屈子以极其悲愤的心情,斥责奸回误国,小人擅权,致使自己国破家亡。“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世混浊而嫉贤兮,奸蔽美而称恶。”《主术训》中也是如此:“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比周,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
以上从十个方面剖析了《楚辞》和《淮南子》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在音乐、神怪、习俗、动物、韵律等方面尚有一定的关系。《淮南子》对先秦《楚辞》的继承是多方面的,二书具有特殊的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刘安才能在《离骚传》中对屈子作品和思想作出那样精辟的分析,才能整理出第一个先秦《楚辞》辑本。

[作者简介]陈光忠,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多种。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辑者简叙

    当今“辞赋热”掀起者赋帝其人简介:(赋帝名片)

    ①中赋0-20号平台 赋帝骈尊古也司马呈祥潘氏 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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