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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勒其人】◎王舒 著 / 赋帝 辑

发表日期:2008年9月12日  出处:中华辞赋家联合会 文库编审中心 赋帝 辑 辞皇 审  作者:王舒  本页面已被访问 4239 次

    唐勒,战国楚辞赋家。约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生平事迹未详。《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有四篇,今亡佚。另据《水经•□水注》引《□土记》残文,题为唐勒所作。其他生平事迹无考。

   (资料摘自王舒版《作家词典》)

  唐勒
    勒,楚人。仕顷襄王为大夫。

《惜誓》非唐勒所作辨:与赵逵夫先生商榷

力之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

摘  要:

“《惜誓》为唐勒所作”说,出自当代楚辞学名家赵逵夫先生;赵先生否定王逸序《惜誓》所引“或曰”的《惜誓》为贾谊所作一说,无坚确的理由。《惜誓》很有可能是贾谊所作(当然仅是“可能”),而绝非出于唐勒之手。 (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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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06-9-22 22:55:40
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右革”即马之“右勒”。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唐革应为唐勒。据考古工作者测定,临沂汉墓的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下限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则此墓主的生活年代应该早于司马迁,假定该墓主活到60岁,则当出生于公元前200年左右, 与宋玉、唐勒等人的卒年非常靠近。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先秦诸子书籍和其他杂书看,墓主知识渊博,读书很广,不致于误把别人的作品当作唐勒的作品加以珍藏。专家们结合序文和简文的内容,认为这是一篇以描写御术为主要内容的赋作,篇题似应为《御赋》。罗福颐先生发现,《淮南子·览冥训》中“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远,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根”几句,实出于《唐勒赋》残简“月徒□□冲星跃而玄@⑨,神奔而鬼走,进退诎信,莫见亓@⑩均论□论义御”。汤漳平先生进一步将《淮南子·览冥训》与《唐勒赋》残简进行对照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类似远不止上述一处,而是有多处相同。据此,他按《淮南子·览冥训》的顺序而将《唐勒赋》加以归类编次,发现在一些简文中如果补充若干文字,便可以前后连贯起来,这说明《淮南子·览冥训》确实引用了《唐勒赋》。淮南王刘安本为西汉辞赋大家,《淮南子》中有的句子是从辞赋化用而来的,因此《淮南子·览冥训》化用《唐勒赋》的语言,与整个《淮南子》的语言风格是彼此一致的。不过《淮南子·览冥训》所要说明的道理,则与《唐勒赋》残简原意不尽相同。在《唐勒赋》残简中,前三个层次的内容层层推进,从人间的良御王良、造父写到天上良御钳且、大丙,御术愈来愈见神奇。虽然在第二个层次中,简文没有保存御者的名字,但参照《淮南子·览冥训》,则大体可以断定所说的御者即为钳且、大丙。第三层写到“太虚通道”、“行雷雷舆”,这也就是《淮南子·览冥训》中之“乘雷车,服驾应龙”。简文第四层贬斥“今之
人”不及古之良御,不懂得御术,因而举步维艰。汤漳平先生推测《唐勒赋》是以御术来说明治国的方法。证之以先秦古籍,《韩非子·难势》一文即以御马之术比喻御民之术。唐勒与韩非同时,他们的观点相同,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除了少数学者尚对唐革即唐勒持保留、怀疑态度,绝大多数学者对上述研究成果表示认同。亡佚两千多年的唐勒赋,终赖汉简出土而使人略窥其貌。〔10〕

唐勒赋》残简的出土还推动了对宋玉作品真伪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昭明文选》收入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5篇, 《古文苑》收录宋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对《文选》、《古文苑》收录的宋玉诸赋,胡应麟、崔述、刘大白、陆侃如等古今学者举出种种理由,否认这些赋作为宋玉作品,认为赋的进化轨迹是按荀卿、贾谊、司马相如所代表的三个阶段发展,象《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赋只能出现在司马相如以后。这些否定论的观点已广被人们所接受,一些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把《文选》、《古文苑》收入的宋玉诸赋视为伪作。《唐勒赋》残简的出土,使人们以新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被判为伪作的宋玉诸赋。《唐勒赋》残简和传世的宋玉赋中的大多数作品在形式上大体相同,开头有序,先交代场合,然后引入正文;都采用韵散结合的形式,其韵语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等;一些作品中出场人物也有相同之处,如《唐勒赋》:“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而宋玉《大言赋》、《小言赋》、《讽赋》中宋玉与唐勒同时出现。《唐勒赋》残简与宋玉诸赋的诸多相似点表明,在宋玉时代是完全可以写出象《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这一类赋作的。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除《笛赋》等少数作品外,《文选》、《古文苑》中的一部分宋玉赋出于宋玉之手。这样宋玉对诸赋的著作权,在被剥夺千百年之后,又赖汉简出土而重新夺回。〔11〕
第八,考古文献或者与楚辞的某些内容相互印证,或者揭示了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一批楚汉文物窖藏,其中有一件楚国王宫使用过的铜壶,壶上刻有无角长龙,这在中原文物中极为少见,但却屡次出现于楚辞之中。《离骚》:“驷玉虬以乘珷兮”,《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王逸《楚辞章句》:“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楚宫铜壶上的无角龙,便是《离骚》《天问》中的“虬”。抗
日战争时期湖南长沙杜家坡出土的战国缯书,本来属于巫术性的东西,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楚人对于“天”、“帝”、“群神”的观念,和中原大体一致。1956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竹简,记有“先王”、“周公”、“三代”、“天道”、“其君天下”、“天下为之一”、“先王之道”、“君子之道”等,属于论述儒家政治道德的文章。可见中原人物及其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对楚人来说并不陌生,所以尧舜鲧禹等中原人物出现在《离骚》之中,并非不可思议〔12〕。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夔凤人物帛画,经鉴定为战国中期楚国作品。画中人物为一双手合掌的细腰女婀娜窈窕,旁边还画了代表吉祥的凤和战胜灾难的夔。它形象地说明,屈原作品中抒情状物的种种描写,确有坚实的楚国生活基础。尤其是1973年湖南长沙城东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升天帛画,画中人物头戴高冠,身著宽袍,腰佩长剑,风度俊逸潇洒,神情傲然自若,简直可以做《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等诗句的图解。此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画,其中的土伯画像可以作《楚辞·招魂》“土伯九约”的注脚〔13〕。汉墓帛画中的天神形象与《楚辞·九歌》中的诸神也有许多共同之处〔14〕。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了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 横吹竹笛等等乐器, 其中尤以64件编钟引人注目。这些编钟分三层悬挂钟架,上层钮钟19件,主要用来定调,间或在演奏时补充一两个乐音。中层甬钟33件,为主要演奏部分,有三个半八度音阶。下层甬钟12件,主要起和声作用和烘托气氛。45件甬钟都有两个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甬钟上镌刻的标音位置,就能发出一定音阶的乐音。从这些乐器,人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楚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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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

 
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最早见于唐代的文献资料,《艺文类聚》卷十九引有《大言赋》和《小言赋》的片断。《文选》李善注于卷八扬雄《羽猎赋》、卷十五张衡《思玄赋》和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的注释中三次引用了《大言赋》中的语句,《初学记》卷一、卷五、卷十,三引《大言赋》,卷十又引有《小言赋》。宋代问世的《
的。宋玉之为小臣当属后者。《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说:“大仆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又说:“小臣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法仪。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则前驱。大祭祀、朝觐,沃王盥。小祭祀、宾客、飨食、宾射掌事,如大仆之法。掌士大夫吊劳。凡大事,佐大仆。”以此知小臣的官阶是上士,属于官阶中最低的士一级,按古礼诸侯臣下天子—等,这就是说诸侯的小臣应该是“中士”了。小臣的职责是佐助太仆服侍君王,具体地说:一是掌王之小命。即向下臣传达君王的一般性旨意(非国家大事)。二是诏相王之小法仪。小法仪指君王趋行、拱揖的容仪。三是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即替君王迎送来朝见的大臣。四是正王之燕服位。即负责君王出游行路和居处时的服装和站立位置。可见小臣的职事都是些琐碎小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小臣官虽卑微,但却是君王的贴身随从。从宋玉的作品和有关文献看,宋玉能与楚王游兰台之宫(《风赋》),游云梦之台(《高唐赋》、《神女赋》),又能出入后宫(《好色赋》),又可直接接受楚王的询问(《对楚王问》),又曾一度对自己的职务不满(《韩诗外传》、《新序》、《襄阳耆旧传》、《北堂书钞》、《楚国先贤传》等),可证,宋玉确做过楚王的小臣。不过,宋玉所做的小臣与《周礼》中所说的小臣还有所不同,他除应尽小臣之职外,还有一个职责,这就是为王作赋,为王取乐,有类于俳优,可谓是个特殊的小臣。有些宋玉研究者,称宋玉为“文学侍从”,是很有道理的。《襄阳耆旧传》说:“(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这大概是楚王以宋玉为小臣的真正原因,或者景差推荐宋玉时顺便进的谗言就是宋玉“似屈原”。
  由此可见,宋玉初仕楚襄王时,既是伴王左右的奉侍小臣,又是类于俳优的文学侍从。我们这样认定虽然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还未找到佐证,但在汉初的文献中却是有例可证的。上文我们曾提到过汉梁孝王的文学侍从,他们在梁孝王游忘忧之馆时都应制作赋,为王助兴,公孙乘在《月赋》中说:“文林辩囿,小臣不佞。”枚乘在《柳赋》中说:“君王洲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又说:“隽人英髦,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鳞而嗽醪。”而邹阳在《酒赋》中说:“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坐之士皆若哺粱焉。乃纵酒作倡,倾碗覆觞。”请看,他们或者把自己称作“小臣”,或者把全体文士称作“倡”(即俳优),大概他们的这种自谦或自嘲的称谓,就是以文赋的草创者宋玉的身事为典故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大言赋》、《小言赋》文本获得启示。楚襄王以“上座”、“赐云梦之田”为利诱,命宋玉等作赋,完全是为了寻开心找乐趣,而宋玉作赋则是迎合襄王的心理,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宋玉文学侍从的身分和小臣的地位。
  既然清楚了作为大小言赋创作主体——宋玉初仕时的身分,清楚了阅读大小言赋者楚王的阅读需求,清楚了大小言赋文本的娱乐本质,及创作主体和阅读者的共同娱乐目的,再来看“义无所宿”的“一时戏笔”——大小言赋,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宋玉不仅具备创造《大言赋》和《小言赋》的创作动机和背景条件,而且具备创作新的体裁形式——散文赋的创作动机和背景条件。
    五、《唐勒赋》与大小言赋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唐勒赋》残简20余枚,我们根据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整理其文如下:
  (0184)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
  唐勒先称曰:人谓造父登车揽辔,马协敛整齐,调均不挚,步趋……(0190)马心愈也安劳,轻车乐进,骋若飞龙,免若归风,反趋逆趋,夜走夕日而入日……。(0204)[若夫钳且大丙之御]月行而日动,星跃则玄运,子神奔而鬼走,进退屈伸,莫见其尘埃,均□……。(0403)袭□,缓急若意,□若飞,免若绝,反趋逆□,夜起夕日而入日蒙汜,此□……。[嗜欲形于]胸中,精神俞六马,不叱嗜,不挠指,步趋□……。(0917)……千里。今之人则不然,白笏坚。……
  (1628)……知之,此不如望子华大行者。(1717)……不能及。造父趋步,□御者屈……。(1739)……□□□□驾下,作千[里之遨游]。(2630)……行雷雷舆□□□□。(2790)……□不伸,发敝……。(2853)……虑发□□竟反趋……。(3005)……君丽义民……。(3141)……圣贤御……。(3150)……入日上皇,故……。
  (3454)竞之疾速……。(3561)……论义御……。
  (3588)……御有三,而王良造[父]……。(3656)去衔辔,撤[鞭策]……。(3720)覆不反□……。(3828)……□女所□威滑□……。(4138)……实大虚通道。(4233)yǎn@⑨脊……。(4239)……□若□……。(4244)……反趋逆[趋]……。(4283)……笪sǎ@⑩马……。(4741)……自驾,车莫……。(注:我们对《唐勒赋》的整理,主要依据谭家健的释文,谭先生的《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见《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同时也参考了赵逵夫的校补,赵先生的《唐勒〈论义御〉与楚辞向汉赋的转变》见《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
  《唐勒赋》的出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散文赋在战国末期的存在,彻底地批驳了宋玉时代不可能有散文赋的错误说法,使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从而基本肯定了《文选》中的宋玉赋的真实性。其实,在传世宋玉赋中,与《唐勒赋》最为接近的应该是《大言赋》和《小言赋》。从《唐勒赋》与大小言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一是两者都是以简短的记事开篇,交待讨论的对象和参加讨论的人物。二是两者都是以人为序,依次赋说。大小言赋是襄王先说,而后是景差、唐勒,最后是宋玉,中间还有襄王的插话。《唐勒赋》说“唐勒先称曰”,显然也有个次序。按我们的研究,(0184)至(0917)等简当是唐勒从造父、钳且大丙与今之人三个方面论御;从(1628)至(3150)等简当是宋玉论御,他是从造父、钳且大丙和圣贤三个方面说的;(3454)、(3561)两简当是楚襄王的话,襄王认为唐勒和宋玉论御,只是“竞之疾速”,夸说车的速度,不够深入,因而让他们“论义御”;从(3588)至(4741)等简又当是唐勒的话,此节中有“大虚通道”的话,正是“论义御”,大概也是以三种御者为出发点论述的。其谋篇布局与大小言赋一致。三是两者都是运用铺陈、排比、想象、夸张、比喻等手法进行表现的。《大言赋》是极言人之大,《小言赋》是极言物之小,《唐勒赋》则极言御者技术之高超、车马之疾速,都是极尽摹状之能事。四是两者都是韵散相间,以韵语为主。大小言赋的韵字我们不必再作分析,《唐勒赋》虽残缺不全,但我们还能从中看出一些韵字,如辔、齐为质、脂通韵,运、伸为文、真合韵,龙、驺为东、侯通韵等。汤章平在《〈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辩》中说:“从出土的《唐勒赋》残简看,这两赋(指大小言赋)与之最相近。”并以此为据认为大小言赋为宋玉所作,是很有道理的。[11]我们的比较分析更有力地支持了汤先生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小言赋当为宋玉所作的真品,并且是宋玉最早的文赋作品。
  〔收稿日期〕2002-05-14
【参考文献】
  [1][4]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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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一般说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极少是单独出现在世间的。同样,我们也不应把创造楚辞的功绩,完全归于屈原一人。不仅楚国民间文学的基础非常重要,而且,部分归于屈原名下的诗篇究竟是否屈原所作,毕竟还是有争论的。只不过对屈原同时代人的情况,已经无从探知。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①这一段话很简略,我们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时代在屈原之后,都曾担任某种官职(否则无所谓“谏”),都在文学方面学习屈原,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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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好辞而以赋见称”一句中,“辞”指广义的有文采的文章,“赋”是汉人对楚辞的通用名称。不少人据此句提出:司马迁已有区分楚辞与“赋”的意思,是错解的。《史记·屈原列传》在这以后明明说:屈原“作《怀沙》之赋”。且假令此处有区别之意,司马迁又何以知道“以赋见称”的宋玉等人所爱好的却不是“赋”而是“辞”?逻辑上无法说通。


  三人中,
唐勒
无作品存世①;关于景差,王逸《楚辞章句》在《大招》一篇下先标为屈原作,又说“或言景差”。作者既无法肯定,《大招》又非出色之作,可存而不论。提及他们,只是说明除屈原外,楚国确有一群楚辞作家。但可以具体评述的,只是宋玉一人。
  宋玉的生平情况,其他晚出的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均无篇名。王逸《楚辞章句》中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②。以上,《招魂》已基本断定为屈原作品;《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所以我们也存而不论。因此可以具体评述的,又只有《九辩》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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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勒”为篇题的残简,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唐勒赋,但根据不足。
  ②另外,《古文苑》中六篇,明代《广文选》中三篇,显系伪托,故不一一提及。


  《九辩》之名,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实际应该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当也是“不歌而诵”的了。
  《九辩》的主旨,王逸说是宋玉为悲悼其师屈原而作。谓屈原是宋玉之师,并无根据,其说与作品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也有对楚国腐朽政治情状的揭露批判,如“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但并没有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也有个人失意的不满,但并没有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当然,我们可以推想,宋玉恐怕不像屈原那样具有与王室同宗的贵族血统,在显赫的政治地位上经历人生剧变,他很可能像习凿齿《襄阳耆旧录》所说的那样,只是楚国的一名“小臣”,因此心态便与屈原不同。不管怎么说,《九辩》的哀愁,主要是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他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共有十余处;
  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绝不是说,《九辩》只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论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还在屈原作品之上。开头一段,尤为突出: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就这一节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如陆时雍《读楚辞语》所说:“举物志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尤其是开头几句,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同时,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保持音乐之美。这一特点在上面一节中已经很显著,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屈原的作品,显然没有如此之多的讲究。
  《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风流儒雅”四字,是确切的评语。鲁迅也肯定《九辩》:
  “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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